和童年的深层潜意识以情感形式进行的表述，还不算是政治或社会的立场，而是被（双方的）政治或阶级斗争调动起来的利比多机能。

但是对于在西方的我们来说，用另一种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会更有趣，预示更深刻的东西方的对抗，这一点我在下面将会谈到。美国式的聚集－－美国30年代巨大的集体危机类似于苏联的饥荒、内战和强加的集体化－－当然是大危机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大危机具有象征意义，对我们不仅意味着集体的聚集，也意味贫困化和物质的丧失。当30年代最终结束后，美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乌托邦时刻）和1947年至1948年的迅速发展，美国终于克服了物质短缺，许多新的战后产品进入市场，人们开始强烈地厌恶前10年的创伤。对集体生活的恐怖作出的心理补偿是商业消费的个人主义，排忧解难的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新的物体。这种意义上的消费不是人的本性：对消费的酷爱是随历史而演变的。北美的经验被物化，然后作为价值投射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抹掉其象征意义，转换成某种永恒的人类本性的特征。因此，消费成为“自然的”，60年代的后艾森豪威尔（postEisen hower）一代奋起反抗前辈的反集体主义，他们憧憬和推行新形式的集体团结，而现在的雅皮士一代所作出的历史反应则是反对60年代的集体团结。当然，这种历史象征的模式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选择也是我们理解东方反乌托邦主义和恐惧集体主义的方式。
我认为，当前东方或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的另一特征颇富有创建性，它与美学和现代主义有关：鲍里斯·格劳伊思（Boris Grovs）在他的杰出的著作《斯大林的艺术总体》（Gesamtkunswerk Stalin）中有系统地制定出这样一个立场。格劳伊思的见解出奇制胜、不无邪恶，对历史进行了有争议的修正，用使人惊讶不止的新颖的历史叙事取代了过去经常用来描述美学现代主义兴盛的陈旧观点。这个陈旧的分析方法区别一直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事情和两个阶段，即20年代苏联文化革命的前卫现代主义和斯大林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陈规标准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在西方的人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关系相当于统治的好来坞和大众文化对视觉艺术中的伟大美学先锋的压制。事实上，较格劳伊思之前，卡塔莉娜·克拉克（Katarina Clark）在她的论文中就已经对苏联艺术史提出了鼓舞人心的修正意见。克拉克认为苏联语境中的社会现实主义即是大众文化。但是格劳伊思和他的同代人－－我不想把格劳伊思单独挑出来，因为当今的苏联知识分子整体似乎一致赞同这个立场－－认为这两个阶段不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他们主张，社会现实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作为瓦格纳式（Wagnerian）的艺术整体是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先锋运动的延续。斯大林是马列维奇（Malevich）的真正继承人；马列维奇在精神的象征领域中用法令和独裁所达不到的事物却由斯大林在现实世界中的躯体领域（the realm of bodies）里实现了。西勃尔伯格（Syberberg）曾经说过，希特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作为整体的斯大林主义体系被视为体现了高级现代主义规划的所有的独裁和乌托邦。政治犯监狱（the Gulag）成为真正的马拉梅式（Mallarmean）的《图书》（Livre）即人生经验大全，日常生活受累于美学和政治最终结合而产生的负担，那些未来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只能在战争或梦幻中经历这些经验。不管这个立场是否是后现代的，它显然暗示了对后现代时期所称的高级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观的彻底批驳。让我们再一次看看爱德蒙特·伯克（Edmund Burke）关于意图邪恶说的旧论吧：计划和策划引起伤害，人们应该使一切－－不论是现存的还是意外的－－服从于无所不在的天才意志，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天才意志是原罪，属于乔伊斯、齐达诺夫（zhdanov）、马拉梅、毕加索、舍恩伯格（Schoenberg）、叶索夫（YezOv）、维辛斯基（Vishynsky）、乌尔布莱特（Ulbricht）、格特伍德（Gottwald），和列宁本人。



这当然似乎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为东西方对话而选择的合适题目：这个题目被理解为：西方关于此类问题辩论必须从格尔布莱斯（Galbraith）的重要观察开始，格尔布莱斯主张，在东方，西方或资本主义的类似物被称为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oligopo1y）。资本主义西方与斯大林东方一样是工艺品，同样地服从公司的决定，服从平板的、任意的、孤立的、非民主的意志－－除了对我们来说，起作用的不是政治局，而是公司的意志和高级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商业团体。例如，如果你觉得自由即是不受其他人－－主要是未见面和不认识的人－－的武断决定的支配的话，那么你又该怎样解释公司的劣质语言或曰美国英语呢？美国英语吸收了速记的董事会决定、广告式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标语－－像“生活方式”（lifestyle）、“无烟区”（smoke一free）、“性爱偏好”（sexua1 preference），或者更富有哲理的语言概念诸如“反本质论”和“整体论”。这些语言选择是由本质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垄断公司文化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使它们获得拯救，正如斯大林的文化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却不能受到谅解一样。（人们也许会这样解释：保守派和反动派曾用老式的现存语言或编码解释同样的事物；而在后现代时期，他们不由自主地被迫学习使用公司新用语。）

然而甚至这样的讨论，先别提对话，我们也不能与来自东方的对手进行下去；困难同双方对基本信息的猜疑无关－－不是那种我们的东方朋友拒绝相信是美国插手导致了1973年智利左派阿连德（Allende）的倒台，或者是怀疑（也许是对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在斯大林统治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人是怎样地生活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双方各自的话语阐释术语完全不同、毫不兼容。简洁地说，东方希望用关于权力和压迫的术语来进行讨论，而西方却要用文化和商品化的术语进行讨论。在这场话语规则的争夺战中没有真正的共同标准，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喜剧：双方各自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咕哦着毫不相干的答复。

除非你以为不同国家和不同集体境遇之间可以进行无声的交流，这便没有什么可令人沮丧的。随即被委婉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我们目睹了所有的民族陈规偏见的复归（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民族主义和新的族群），以及对集体他者（the collective Other）形象的幻想所采取的近乎于拉康心理分析学式的投入。关于后者，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完全离开不了集体他者的形象，这些形象永远不会是“精确的”或者是“矫正的”（不论是指什么）－－就像阅读与误读一样，这些形象必须在结构上受到歪曲。在此意义上的国际对话总是双方各自迷恋上对方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西方）的否认也许听起来是：超级国家－－一个十分强大和潜意识的力量，对悲剧或历史单纯无知，对清教传统的伦理说教过于苛求，如同一个足球队或一个凶猛的投资一样对他人是个危险－－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在苏联对抗势力突然消失之后、像一门不受管束的大炮一样威胁着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尽管苏联制度原则的歧义再一次提供了保障，这点是其他国家的亲属体系所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另外两个新的超级大国－－1992年以后的欧洲和日本－－的急剧出现将会产生新的势力平衡，这种新的势力平衡将会有效地遏制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最近的海湾争端证明不了这＝乐观的意见，更证明不了文化联合的本身。

人们曾习惯说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就像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似的。文化帝国主义似乎伴随着真正的帝国主义，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成捆成箱的流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