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专家”作为顾问，参与地方政府进行分配国家财产的谈判。顾问的酬金为私有化公司所节约的资金的10%。托奇克作为顾问在5月和8月两次共得酬金8.04亿福林（约合503.8万美元）。此事曝光后舆论大哗，政府工商业部长兼私有化部长被免职，各政府部门的预算、各国家基金的使用情况均在自查或被查中，被涉及和被查办的官员不断增多。右派反对派一直指责这一事件的实质是政府官员帮助执政的社会党转移资产，直到1998年新一届右派政府上台后，还把追查此事作为打击前任的手段纠住不放。其实平心而论，500万美元作为个人贪污可谓大案，作为取酬过当只能说是个丑闻，而作为一个大党、执政党的资产就说不上是什么大数了。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变革前党国一体，国库即党库，党可以任意调用国家资产而根本无须考虑什么“转移资产”，则如今社会党需要通过此种冒险的舞弊才能得到这笔钱，就已经是“恶之小者”了。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民主制度下左、右派相互盯着对方而舆论又高度关注的局面，无疑是对“权钱交易”的有效制约。

此外，在正式开展公开的大私有化之前，包括剧变前政权末期与剧变后初期的混乱中，已经广泛出现“自发私有化”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管理和监督的私有化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以资产重组为借口，国有资产价值被任意低估，甚至无偿转化为企业或个人的资产，具体的数目虽无从知晓，但据估计，至少有30%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公司资产，其中相当大部分又进一步转化为私人的囊中之物。“自发私有化”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国有企业变成“空壳”，只有账面价值，其固定资产变成了经理新建公司的财产；二是企业名义上存在，但旁边有个关系极为密切的股份公司。初步估计有大约百余个国有企业，超过1.5-1.7亿福林的国有资产和300-400个公司实行了自发私有化。在自发私有化之后，经过改制的大公司又进行了国有资产托管局主持的私有化，但公司中国有资产的价值已大大降低了，老百姓对这种自发私有化称为公开的偷盗和抢劫，是深恶痛绝的。



“自发私有化”是许多转轨经济中都有的现象，但在中欧诸国中，波兰因为有强大的“草根民主”力量，剧变后曾经对自发私有化进行过相当严厉的清查，捷克则一开始就把私有化进程纳入了严格管理下的投资券分配过程，只有匈牙利由于右派政府时期的“保守疗法”提倡优惠“自己人”，又缺乏公平分配的程序，因而这个问题更为突出。这也是匈牙利社会上对私有化的批评比波、捷更多的原因。

很显然，私有化过程中不公正的最大根源不在于“卖”还是“分”，也不在于“价高者胜”还是选择“最佳所有者”，而在于利益格局剧烈调整的背景下产权的不明晰状态持续过久，同时公共权力的运作中又有太多的灰色区乃至“黑箱”空间。这就是“保守疗法”未必比“激进疗法”公平的原因。
四、“右派凯恩斯”反对“左派货币主义”

1998年，匈牙利经济取得GDP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4%的80年代以来最好成绩，然而在“休克补课”中得罪了公众的左派政府却未能从这一成绩中受益，当年5月社会党在剧变后第三次大选中失败，右派政党青民盟作为新议会第一大党联合小农党与民主论坛组建了右派三党联合政府——欧尔班政府并于7月上台。匈牙利政治钟摆又一次荡向了右边。

右派上台标志着匈的转轨战略又一次调整。欧尔班政府公布的经济纲领主要是：

1、改变此前的货币中心主义的做法，以经济增长为主旨，承诺使经济增长率达到7%。由新建立的经济部制定和协调经济战略，降低财政部的作用，即结束紧缩政策。

2、着手解决失业问题。把提供就业机会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今后5年内增加2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为此，将逐步减少工资税，并降低企业的社会保险费。

3、逐步向以家庭为单位的税收制过渡，打击因非法经营和不明来源、偷税漏税所产生的暴富现象。

4、重新审查前政府时期所有的重大私有化项目，寻找前政府舞弊的证据，改变过去门户打开毫不设防的定位战略，要使战略性能源公司的国内股份占多数。

5、禁止外国人购买耕地，停止讨论前政府的土地法草案。建立国家土地基金，用于收购无力耕作者的土地，然后再以优惠价转让给有能力的农业经营者。政府鼓励农业合作社社员购买耕地，以高于通货膨胀的幅度补贴农业，给农业经营者提供低息贷款，将设立专门的农业银行网络。

6、加大住房建设的投资，实行多渠道筹资的方式，建立相应的住房市场贷款机构，减轻贫困家庭购房首次付款的负担。

7、增加社会福利性开支，减轻居民的支出负担，恢复前政府取消的按人口的家庭补贴，取消大学学费，提高教师工资，增加医务人员等的补贴。

8、建立国家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把反腐倡廉作为中央、地方两极的头等大事来抓。

9、对外政策强调突出民族性。虽然仍以匈牙利的三大外交目标（欧洲一体化、稳定睦邻、争取加入欧盟）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然而为了标榜右翼政府代表民族利益的特点，仍在其政纲中强调要支持境外匈族人的权益。这可能给与邻国关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应当说在中欧民主化、市场化、欧洲一体化三大潮流的背景下“左派”与“右派”执政的差别只能是相对的，尤其在第二届右派政府上台时私有化过程已结束，在已形成的“路径依赖”下这种差别的余地就比1994年那次“左右交替”更小了。但余地虽小，差别的方向仍然明确：右派更偏向国家主义，左派更偏向自由放任；右派更偏向凯恩斯，左派更具有货币主义色彩；右派更强调财政扩张、刺激增长，左派更强调财政收缩，维护均衡；右派更热衷于社会福利，而左派更关心公司治理——总之，这里的左右翼经济政策倾向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恰恰相反：在当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凯恩斯主义与福利国家被看作“左”的，而货币主义与自由放任被看作“右”的。这是为什么？

用转轨的大势所趋、或者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相互趋同可以解释左右差别的缩小，但不能解释差别的方向何以与西方“相反”。在笔者看来，这种解释可能在于：现代市场秩序形成前与形成后“左”“右”的概念是极为不同的。即使在西方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个“右派国家主义”与“左派自由主义”对峙的时代，正如李普赛特、吉登斯等左右两派思想家都指出的：19世纪欧洲“福利国家”模式的最初倡导者如英国的迪斯累利、德国的俾斯麦都是标准的右派保守党人，而左派那时都是激进的反国家主义或自由放任的倾向者，甚至连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代也是宁可倾向自由竞争的“美国式道路”而反对保守党人福利国家的“普鲁士道路”的。只是到了现代民主国家与现代市场秩序形成后，左派才成为民主福利国家的推动者而右派则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东欧的转轨时期，至少在某些领域某些国家，左右的概念与其说更近似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毋宁说更近似俾斯麦时代。



以匈牙利而论，它们的“右派”更多地带有“共产党以前的匈牙利”传统色彩，而“左派”更多地带有“西化的现代主义”色彩，在转轨进程中，旧体制下“前共产党人”与反共者的左右对立在淡化，而当代西方右派新自由主义与左派社会党人发生分歧的问题背景又尚未凸现，于是右派以传统保守党人、左派以“传统自由派”面貌出现的局面便有了更大可能。在波、捷两国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苗头：在波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更热心于私有化而右派的团结工会则成了私有化的最大障碍。在捷克，“右派”的克劳斯政府更热心于福利保障而左派的泽曼政府则忙于让工人下岗。但是，只有匈牙利这一特征表现得最明显。



五，渐进？激进？

匈牙利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