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引书，244-245页。

[6] 亚诺什·科尔内：《 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九条经验教训》，《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9期。　　

[7] 和讯网· 财经新闻【1999.11.17 14:54】科尔奈：《匈牙利式渐进改革的教训》

[8] 同上。

[9] 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pp.53-65。有趣的是他对中国道路的若干肯定也许并不那么中听，例如他认为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增加了转轨的困难。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不是一次痛苦的长征”。中国可以不搞社会福利，而东欧，尤其是那些急于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不能不维持欧盟式的福利体制。中国远比东欧更能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与广东的党员老板沉迷于通过香港的合作者来进行自发私有化，他们通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道路因此不像东欧的经理们那样充满敌意”。等等。

[10] 拉斯洛. 沙巴：《十年转轨：俄罗斯和匈牙利谁笑得甜》，《改革内参》2000年第23期，40页。

[11] 载《天涯》，2000年第5期，25—34页。

[12] 剧变前匈牙利人生活不如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不如那里的富豪）、甚至也不如前东德、捷克等制度类同国家的例子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这确实不能说明什么。而剧变后的生活也并非一切都今不如昔。例如，匈牙利剧变前已持续多年经济衰退，而以此前“黄金时代”的1980年与剧变后落至谷底的1995年相比，匈牙利家庭轿车拥有量由101.23万辆增至224.54万辆，亦即由10.6人一辆增至4.5人一辆，同期电话由12人一部增至6人一部，电视机由3.9人一台增至2.4人一台，等等。指出这些并不是否认转轨阵痛期总体经济的衰退与生活的艰难，只是对其程度与原因都要有个客观的分析，不能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