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为经济学科建制所包围的他们，在潜移默化下会变得像“经济学家”一样所思所为。(Frank et al.的研究指出，学习经济学会使人变得自私)经济学的学生和其他学科的学生一样，很少会质疑他们所修读学科的理论假设。正如Strassmann指出，“像问题练习这类不鼓励质疑其理论基础的教学方法，正是用来训练经济学者的。总是看似非常中立，它们教导学生学习和接受一种特定的解释方法……引导学生去了解经济学家所达成的共识，看作为有价值和不可挑战的主旨内容。”事实上，经济学学生很快明白到质疑文章的前提是不足取的。他们被教导无须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任何辩解，只须用它们来从事研究工作就可以了。经济学科的“看门人”，就是经济学的措辞、分析模式、概念和分析技巧，还包括它给自己设定的讨论议题和问题，并由此而产生的练习和考试。为了在权威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经济学者唯有紧紧跟随该学科的各种规范，这些通过内部评审过程来保证的规范，同时是制造经济学者学术权威的一种层压权力关系和利益交换的社会过程(根据一项研究，许多被拒的经济学文章并非基于“纯学术水准问题”，而是基于社会和政治考虑)。当然，修读经济学的学生当中，未尝没有寻找经济的真实图象的动机，但是由于他们所受的训练都是枯燥无味的数学模式和形式化理论，故此当有些经济学家尝试通过使用非学术的措辞来使他们的文章挂上一副生动的面孔时，这些学生可能会受其吸引。张氏和雷氏的文章之所以流行，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用卡拉马(Arjo Klamer)的话来说，这些经济学的民粹主义者透过诉诸运用常识，减轻了对经济学一无所知者的不安。以散文来介绍和翻译经济学，给读者以欢娱的阅读经验，再加上那种刻意经营的学术权威论述，恐怕是西方自由经济神话在香港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一种最经常为他们引用的常识，是把经济活动简化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完全漠视在现实的资本主义“西方”之中，处处存在着计划经济的成分(包括跨国企业的计划和政府的计划)，同时也包含了名种各类的集体所有制(如上市公司和合作社等)；而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也混合了不少的市场交换和私有产权的元素。更严重的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他们往往挪用了冷战以来英美殖民主义筑建起来的常识：“自由市场”比“计划经济”好，代替了严肃的历史分析。



雷鼎鸣写道：“世界历史早已证明，搞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但研究世界历史的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等学者都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充满了计划——由大企业与政府合谋为获得和保持垄断地位的计划。张五常也曾教育他的儿女，在计划经济中生活的人不可能富有，只会“饥寒交迫”。然而正是这种诉诸常识的教育，为下一代重复再生产未经严格论证的习见。计划经济下的人民真的只有“饥寒交迫”吗?让我也引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的权威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做的中、印经济发展比较，便指出中国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印度更能保障大部分人民的基本温饱，而印度最为“计划经济”的喀拉拉邦(Kerala)的民众的生活水平指标(包括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等)，也比绝大部分非“计划经济”的其他州邦要好。

事实上，雷氏和张氏的许多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结论，都缺乏系统的历史研究支持，特别是关于“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经验的历史研究。相反，他们经常只是以各种（借用武侠小说的）比喻和隐喻等措辞技艺，或诉诸权威和常识，以说服读者接受他们的结论。例如在“证明”“自由市场”比“计划经济”优越时，雷氏这样写道：

……究竟自由市场的生命力强大还是中央计划的强大?可以设想，假使要摧毁一个由多个分散的、相对独立的公司所组成的市场经济，可以怎样做?我们会发现每一间公司都不见得怎样强大，不难破坏，但就算把它毁灭后，其他公司仍然生存，另一间新公司很快又会出现，抢夺已消失公司所留下的市场空间。自由市场看似全身都有破绽，但这些破绽都不是致命的，所以都不算是破绽。中央计划经济又怎样?中央政府能调动各方面的资源，集中力量追求某特定的目标，表面上看来可以无坚不摧，这便是一些人口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计划经济是不是无懈可击?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谈论独孤九剑时说，凡有招式便必定有破绽，问题是怎样找到这破绽。中央计划的确有破绽，而且是特别脆弱，一击即死的罩门。在这种体制下，全国的企业都要听命于中央，失去自我思考及独立生存的能力，一旦中央的计划中出错，便全国瘫痪。

这种论证，完全没有对现实的市场和中央计划的历史作出具体的研究分析。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公司的衰败和建立难道与政府的政策(或计划)无关?在具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全国的企业”真的都完全听命于中央?不正视和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上引段落所依赖的，只是一种诉诸常识和不鼓励读者严肃思考的措辞技巧，以及缺乏世界历史知识和批评思维的读者的阅读习惯。

这些措辞技巧和阅读习惯之所以能够制造及维持关于“自由市场”的常识，与香港的特殊地缘政治脉络有关。

由于地处“资本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香港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处境很容易传播对共产主义(中国)的负面看法。因此这对于作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西方自由经济神话的移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事实上，香港人长期习惯了冷战的思维模式，中国和共产主义被描述成世界上的邪恶势力，西方和资本主义则是人间乐土。这种观点又因为香港邻近“贫穷”的中国(经济方面)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国的“贫穷”，相对于香港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这种简单的“事实”，被经济学家作为措辞上的“证据”，用来建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负面形象，并且得到许多由中国移居到香港的人的支持。

毫无疑问，张氏和雷氏在文章中都利用“中国”为代罪羔羊，(另一个穷国印度也成为代罪羔羊。印度被说成是一个“腐败国家”，因为经济被国家和大商家所垄断。)以宣扬“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意识形态。当谈论香港不应设立中央公积金时，雷氏写道：“中央公积金由政府管理，算是国营企业，其竞争机制薄弱是明显不过的。根据中国及东欧的经验，长期看来，国营比不上私营，已是有目共睹。”然而对中国及东欧的国营企业的具体经验的分析，却付诸阙如。



这种“代罪羔羊策略”，只能对那些不熟悉中国的复杂历史情境的读者才起作用。不幸的是，在殖民教育影响下的香港读者所缺乏的，正是对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系统认识。

注：本文参考书目有张五常的《卖柑者言》、《中国的前途》、雷鼎鸣的《用经济学做眼睛》等，恕不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