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文件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表明精英社会正逐渐成型。

    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聚集和占有的迅速分化，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于两极化。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而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则是改变两极化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笔者以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社会两极化结构所引起，而是由于社会结构中精英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单纯从社会两极化状态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可被称为“精英政治化”，这种成长模式是精英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两个取向：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精英。精英接近政治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熊彼特等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顿，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畸变，它形成的是一种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中国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获得财富的方式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在精英成长的现实环境中，他们大多选择利用再分配权力获得财富，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依附型积累”，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的依附连带十分紧密（玛丽亚·乔纳蒂，1997年）。

    在政治权力仍然支配着社会资源获取的情况下，地方经济精英的成长无法割断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的存在是以资本与权力的互惠关系为前提的。对经济精英而言，权力可以加速资本的扩长；而对地方官员来说，通过出让权力而获得利益上的回报则是为官致富的捷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当代中国市场转型的特质即权力介入，由于市场化转型是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开始实行的，政策不仅影响到什么人能从制度变迁中获利，而且可以决定谁获利最多（Andrew Walder，1996年）。90年代，随着国家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支配权，干部与经济精英的互惠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

    在当代中国，地方社会中资本和权力的互惠关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所谓的“穿红衣”、“戴红帽”，国家正式将政治荣誉甚至职位授予经济精英，将他们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在河北清河县，私营企业老板连续3年累计纳税超过10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该县目前至少有近10位私营企业主到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吉林省江源县1993年就出台政策，凡年利税50万元或扭亏50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近10年来，先后有25个私营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据《了望新闻周刊》报导，这两地被破格选拔的私营企业老板当上公务员后，多数并未放弃其企业的经营权或仍在企业兼职，即同时拥有“官”和“商”两顶帽子[2]。如此则因商而官，官助商兴。

    另一种方式是裙带主义的关系网络，经济精英在诸如准入证（经营权）、税收、项目获得等方面依靠地方政府中的私人关系，而官员们则通过这些经济精英为自己谋利（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1993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显示，在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中干部占三分之二，在私营企业主来往最密切的亲戚中干部占二分之一；而私营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主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和亲戚中干部的比重也越大（李路路，1995年）。

    显然，经济精英这样融入政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经济精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进而产生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权力与资本的置换模式，两者间的互惠关系从而进入稳定状态。在这种模式里，经济精英资本积累的速度往往依赖于他们与干部的互惠关系的深度，而不取决于经营者真正的经济竞争力。因此，经济精英的成长缺乏自我生存的社会空间，国家制度倡导的精英吸纳之结果是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力量弱小并且日益边缘化，这既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也制约了政治变革，还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治发展的方向，导致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加剧。



三、精英政治化与社会抗争的关联性  

    在当代中国的地方社会，建基于传统社会的文化整合功能早已让位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3]。而地位日益凸显的新兴经济精英当中，只有少数人（比如高干子弟）能直接与高层政治权力建立依附关系，大多数经济精英必须与地方权力相结合，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依附型政治关系。因此分析地方经济精英与地方政府权力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具有普遍意义。现实情况表明，当前中国地方经济精英的政治化趋势越来越使得经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博弈趋于零和关系。下列三点理由可以解释其中原因。

    1．经济精英的政治化趋势怂恿与保护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

    经济精英的政治化过程建立的是一种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惠关系，这种关系中的双方地位并不是对等的，而是前者依附于后者。当经济精英寄生于政治精英群时，前者的发展自然取决于后者所释放的空间，而前者主导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能力也同样受限于后者所允许的范围。因此，地方经济精英在利益的驱使下通常会支持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从而扩大了政治精英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从逻辑上讲，这增加了社会抗争形成的可能性。

    权力市场（即权力资本化）就像商品市场一样，既要有卖者也要有买者，而决定买卖双方交易成功的前提就是利益。当地方经济精英在政治化过程中获得接近权力的机会之后，权力的卖方市场就出现了，而作为买主的经济精英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会不断提高接近权力的价格，而作为权力市场的卖方在商品（公共权力）出售受到较少制约的情况下，则不断通过出售权力获取利润。尽管权力的资本化过程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活动，但是政治精英在权力行使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他们也同样会追求权力资本的最大化。因此，经济精英的政治化客观上为权力与资本的互换创造了条件，并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使得精英与大众的资源博弈趋向零和关系。

    2．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利益上的重叠与共生决定了经济精英必然参与剥夺地方资源的过程

    地方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为了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获取机制，彼此之间形成了利益上的重叠与共生关系，这种精英的聚合是一种单向的逐利行为。尽管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