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对话”在我国不仅是个政治概念，而且是包含两岸因同根同源所带来的亲缘关系、民族观念认同、经济贸易往来、文化学术交流等因素在内的宽泛概念。它既是经济、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甚至还是一个国际问题。简言之，所谓“两岸对话”是自1949年以来，针对两岸分裂的现实，海内外各界人士为促成两岸关系缓和，围绕中国统一大业所进行的各种交流与磋商活动。两岸对话的进行，必然要依据一定的媒介，那么，两岸对话的媒介是由哪些因素构成?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弄清这些理论问题，对于我们今后更加有效地开展两岸对话，尽快促成两岸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针对当今两岸对话的现状，我们试图建立一个多维结构，把两岸对话的媒介分成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个层次以及八个主要因素来描述，并具体剖析各个媒介因素的地位、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
一、两岸对话的“三层次八因素”逻辑结构剖析
(一)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最稳定成分——核心层：同种血缘的固定性与民族心理共振
两岸的血缘关系渊源于两岸的地缘关系。根据地质学家们的研究表明，远在两亿多年前，台湾就因造山运动的作用，由海底褶曲隆起而成为一个海岛。后来，台湾一直在不停地变化，有时成为海岛，像现在的情形一样，和大陆分开；有时却是与大陆相联着，即台湾海峡的水全部退出去，海峡露出水面。地质学家们通过科学的推断证明，约在一百万年前，台湾和大陆的确是相连的。这就是说，台湾、澎湖与大陆曾经连成一片，台湾本来就是大陆的一部分。甚至有科学家预测，到地球上的第五次冰期来临，极地冰原扩大，海水量减少时，台湾和大陆就又会联系在一起。[1]正是由于两岸地缘关系上的切近性，才使得两岸早期的人种迁移成为可能，并直接导大致两岸人种的近似性的结果，以至延续至今。
两岸对话诸因素中最稳定的成分，即两岸因同种同源所带来的同种血缘的固定性，及两岸由相同历史渊源所导致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倾向。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这一点可以从台湾的人口构成中看出来。据90年代的统计，台湾共有人口约2100万，汉族占98.3%，其中大陆籍有400万。[2]从血统上看，他们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连横著《台湾通史》曰：“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一语点出了台湾与大陆在血缘上的密切联系。据史书记载，在荷兰、西班牙窃据台湾之前，汉人已经在台湾从事渔业、土产品交易，相当活跃。据荷兰东印度总督的报告，当时台湾的汉族人为一万至一万一千人，到荷据末年已经达到二万五千壮丁。大陆汉族大规模地向台湾移民开始于明末清初。[3]
共同民族心理则是一个人出生后，受到一定社会关系的影响，逐渐形成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特有的向心力和心理共振，它往往在人的潜意识里发生作用。正如台湾亲民党领袖林洋港所说：“除了百分之二台湾原住民外，其他都是汉族，论起血缘、文化、语言、宗教信仰，都是一样同源同根。不同的只是来台时间的早晚而已。”[4]民族血缘联系和共同心理倾向两个因素处于两岸对话的内层，我们把它称为两岸对话的核心层因素。
(二)作为两岸对话因素中的既成事实——中间层：历史法定事实与传统文化联结
历史是一连串自古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人文环境而塑造出来的事实，历史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过去，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得以延续的根基。正如南民所说：“台湾无论如何，终究是个必须和中国栓联在一起的问题。”[5]两岸对话的中间媒介则是由于历史已经形成的既成法定事实。依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230年，当时的吴王就亲自派卫温到达台湾，开始经营台湾事务。在元代还专门设立了澎湖巡检司，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开始管理台湾。到了清朝，1685年设立台湾府，1885年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可见台湾与大陆的联系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越来越密切，其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尽管台湾被日本霸占50年，但1945年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中都曾明确规定台湾属于中国领土，这些法定事实在客观上把大陆和台岛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证实两岸有着共同的历史。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台湾的文明史总计300年，即南方荒岛之先史时代；颜(思齐)郑(成功)开拓时代；荷(荷兰)西(西班牙)窃据时代：[西班牙占领台湾16年(1626—1642年)，荷兰占领台湾38年(1624—1661年)]；明郑统治时代，历时22年(1661—1683年)；满清统治时代，凡212年(1683—1895年)；日本殖民地时代(1895—1945)；台湾光复时代57年(1945年至今)。[6]由台湾自1626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出，台湾虽然曾经历多个异族的统治，但其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中国人在统治(占67%)，而荷兰、西班牙、日本的统治时间在台湾历史上所占的时间还是很短的(只占33%)，因为满清、明郑、台湾光复的时间里，尽管台湾被不同的民族统治，却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即中国人在治理台湾。
文化是与历史相伴相随的，历史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文化的积淀过程。两岸传统文化的通融之处更是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质，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宗法伦理观念，以道德与政治一元论为基础的德治主义，建立在“家国共构”基础上的家与国的观念，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法古思想和恒久意识，建立在家长制基础之上的大众政治文化等等，这“种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具体表现，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前两岸的政治文化之中”，[7]并且这表现为两岸民众共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共同的文化审美对象等。这种文化的通融是两岸得以进行对话的重要媒介。历史事实和文化纽结是比较稳定的因素，在两岸对话诸因素中处于中间层。
(三)作为两岸对话的现实表象——外围层：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
作为两岸对话的外在表现形式，经贸、政治、文化交流与探亲活动是最为活跃也是最为普遍的因素。可以说，两岸对话的外在形式既是两岸对话的主要方式，又是两岸对话的主要目标。之所以要进行两岸对话，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两岸的经贸繁荣、政治和谐、文化交融和探亲自由；反过来，经贸、政治、文化、探亲等活动的深度发展又可有效地推动两岸交流深入开展。但是，经贸、政治和文化交流也是容易变化的因素，他们可能因某些情况的变化而中断，因而具有不稳定性。如两岸在敌对状态时，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就几乎中断。外围层诸因素还受着国际势力的制约，有时国际势力起推动两岸对话的作用，有时又起阻碍对话的作用，这也是致使外围层诸因素具有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决定政治”，两岸的经贸交流对发展两岸政治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统计，1978—1999年底，到大陆从事探亲、旅游、交流的台胞有1600万人次；两岸间接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协议资金额以及实际到位金额分别超过了440亿美元和240亿美元。[8]另外，大陆一直是台湾获得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如1994到1996年的三年中，台湾分别从大陆获得118.4、116.86、113.8亿美元的巨额顺差。[9]
在两岸交流的上述三个层次中，核心层处于最稳定的地位，中间层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而外围层则处于相对不稳定的地位。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越稳定，越能为两岸外围层交流创造良好的条件；反之，如果核心层、中间层因素趋于弱化，则势必会给外围层交流带来危机。另一方面外围层交流越发达越深入，就越能稳固核心层和中间层诸因素的地位；反之，外围层交流越欠缺越肤浅，时间一长，就势必会影响到核心层、中间层的稳定性。这就是两岸对话各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和基本规律。

二、两岸对话的现状：一种逻辑结构的解读
从1949年至今，海峡两岸已有50多年处于分裂状态中，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了可观的进展，但也出现不少令人忧心的问题，我们可以依据上述两岸对话的逻辑结构来解读当前两岸对话的现状：
(一)从核心层、中间层来说：台独势力竭力“模糊”或“淡化”核心层对话，阻挠中间层对话
李登辉当政以来，台湾政治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力主统一并主政的国民党日渐衰微，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输给“民进党”。由于民进党1986年以前是一个主张“台独”的非法政党，且当政后仍然没有放弃“台独”主张，所以，当前的两岸对话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局面，两岸对话原来固有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模式现在受到严峻挑战：岛内的分裂势力正掀起一股“文化台独”的暗流，给两岸对话蒙上一层浓重阴影。所谓文化台独，就是分裂势力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进而改变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影响台湾民众对统一、独立的选择心态。其表现形式有：“企图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中国文化在台湾的地位。为此他们重新解释台湾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虚构出一种独立的‘台湾文化’”。“为了减少中国历史、文化对台湾民众的影响，岛内分裂势力还企图通过修改考试科目的方式降低祖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他们甚至企图在文化上制造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差异与区分，企图造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假象。[10]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文化台独”削弱岛内民众文化认同，必然会影响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对统一、独立进行选择时的心态。此外，在台湾民众中也存在一些因与大陆多年隔膜而产生的认识误区。据多年来的民意调查，台湾有很大一部分人主张两岸“维持现状”，这一普遍心理也给祖国统一带来不利影响。张广敏先生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国家意识迷失，价值观念变异，自我感觉良好，倚美心理严重。[11]可见，台湾民众对两岸对话的心态也是很复杂的。
(二)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外围层对话空前活跃，但也有不少矛盾
从外围层来说，两岸对话的进行非常活跃。两岸的经济贸易、政治对话、学术交流以及探亲活动等蓬勃发展。台湾的林洋港指出，“从经济方面来讲，台湾现在对大陆市场的依存度一年比一年提高，目前岛内对大陆有二百亿美元的国际贸易顺差，而在大陆以外，包括美、日其他国家却是一百亿美元左右的逆差，……没有对大陆的顺差，那我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就赤字了。所以，我们对大陆的依存度是很高的。”[12]2001年，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台湾官方也给予“乐观其成”的态度，台湾民间更是直接支持大陆举办奥运会。大陆也公开表示，如果台湾当局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可以考虑两岸合办部分奥运项目。[10]种种迹象表明，在冷战结束后，两岸对话大有越来越活跃的趋势，这一历史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可以预见，中国加入WTO之后，两岸的经济、文化、人员往来将更加活跃。
但我们也看得出，两岸关系微妙且有潜在危机。90年代后期，双方似乎处于一种暗潮汹涌的宁静，不时有小事件发生。从1995年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后，两岸关系骤然遇冷，陈水扁主政又加剧了两岸关系的恶化，再加上美国时不时想拿台湾问题做文章，两岸关系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状。
三、两岸对话的策略重整
两岸对话的现状很复杂，无论是核心层、中间层对话，还是外围层对话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以往两岸对话的政策做一些重新调整。
首先，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当前要以举办奥运会和加入WTO为契机，继续扩大两岸外围层对话，以外围层对话“拉动”核心层、中间层对话。针对台湾当局在台湾民众中“淡化”、“弱化”或者“虚化”祖国传统文化的现象，我们除了公开予以揭露外，还要大力宣传祖国传统文化，和以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优秀的近代文化，让台湾同胞牢记祖国的历史，弘扬近代以来革命志士为争取国家民主、祖国统一而前赴后继的优秀历史传统。只有在心理上有了理性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才会在行动上支持祖国统一。祖国大陆一定要高扬传统文化旗帜，以外围层对话为契机，努力推动两岸的核心层、中间层对话的持续进行。
其次，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统一中国。我们以往习惯用“一国两制”来讨论台湾问题，但实际上，由于台湾当局的误导，导致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不仅不甚了解，反而曲解甚至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恐惧的东西。在新时期里加强两岸对话，我们要有新的提法。对此，李家泉先生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来统一中国”的口号，这个更加明确具体的提法值得提倡。他认为：“有‘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体现在《香港基本法》中，有‘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体现在《澳门基本法》中，未来‘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也必然体现在两岸共同制定的《台湾基本法》中。”其原则是：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和平统一中国，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两岸各界人士意见；不是中央对地方，而是两岸代表的平等协商。公开提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更尊重台湾的现实，更能推动两岸对话的有力工具，是对一国两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因此，认真宣传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是当前推进两岸对话发展切用的策略.
【参考文献】
[1][3]陈三井.国民革命与台湾[M].台北：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0，4.
[2]刘家荣.两岸交流中的政治文化问题[J]，台湾研究集刊，1993，(2).
[4][12]林洋港.我为什么主张统一[J].统一论坛，2001，(5).
[5]南民.国民党无望论[M].台北：台湾文艺出版社，1987，124.
[6]高贤治.台湾三百年史[M].台北：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78，5.
[7]台湾民众对统一的心态[J].台湾研究集刊，1994，(4).
[8]李家泉.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J].统一论坛，2000，(1)
[9]李建敏.加入WTO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J].海峡两岸，2001，(10)
[10]刘必松.文化台独及其危害[J].台声，2001，(4)
[11]张光敏.“维持现状”的心理分析[J].统一论坛，2000，(5)
[13][14]李家泉.北京主办奥运与两岸关系[J].论一个中国的“台湾模式”[J].统一论坛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