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安全（regional security）代替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强调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扩大安全困境的角色扮演；二、以共同利益（通常是经济或环境利益），加强经济合作的建设性交往，进而产生基于自由经济体制的互信，避免零和游戏；三、加强国际规范与机制取向，强调合法性与正当性国际行为，重回国际组织处理安全问题，方法上包含预防外交与维持和平等。

    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是以共同性安全（common security）与合作性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为建构亚太安全的两项主要理论概念。共同性安全强调国家之间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区域内国家共同具有维护区域安全的责任，个别国家的安全与生存，不是经由敌对吓阻其它国家而达成，而是经由共同防范危机或战争的发生，以维护区域内的和平与安全环境<38>。至于合作性安全则是指涉安全问题是多层面向，且必须经由国家间相互合作方式面对安全问题的处理，并强调以对话方式建构合作处理多重安全议题的习惯与机制<39>。

    基于共同与合作安全理念，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建构系以对话方展开，特色是同时建立「第一轨道」（First Track）与「第二轨道」（Second Track）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第一轨道是指官方的区域安全对话论坛，第二轨道则指非官方之学术界、政府个人、民间智库组织等共同讨论相关区域安全议题。第一轨道的官方机制就是在一九九四年成立的「东协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第二轨道包含数个重要的非官方机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40>。

    由于东亚在历史上缺乏有关安全议题的合作传统，以及东亚区域安全的复杂性，因此，亚太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应该是有相当的困难。伦敦政经学院教授Michael Leifer对于ARF的发展就抱持悲观的看法， 他认为ARF到目前为止，仅是亚太国家尝试面对安全不确定性所采行的一个不完美的外交政策工具，而ARF抄袭ASEAN的低度建制（minimal institutionalism）与共识决特色，只会制造出更多没有成效与拘束力的决议。其次，ARF虽然标榜是亚太安全为范围，可是受ASEAN国家的影响，而较集中在东南亚问题的讨论，例如对于韩半岛问题就仅能在报告中表示关切。此外，Leifer 也指出中共在积极参与区域性安全对话机制之后，逐渐开始能够影响甚至操纵ARF的进行程序与议程 <41>。



二、特别外交

    现实主义观点指出，任何超强对于多边组织或机制的态度，端视其是否有助于某种程度的分担责任，但是如果多边主义反而影响霸权的外交与战略自主性，则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美国自然也不例外，冷战结束初期，柯林顿政府对于国际组织与多边主义的重视，期待能够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与负担，很快被证明是过于天真的想法。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盖里虽然满怀理想的发表「和平议程」（An Agenda for Peace），希望重建联合国主导的国际安全秩序，但是事与愿违，在美国唯一反对之下，成为唯一仅作一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亚太安全环境，美国一直不宜余力的推动在其主导的亚太经和会（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中，包含政治与安全议题的对话，但是由于亚太各国担心因此影响经济合作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也担心美国因此完全主导亚太安全议题的设定，因此一直到今年在纽西兰召开领袖会议时，纽西兰才以东帝汶事件为由，顺带召开外交部长会议讨论该事件，但是这并不是常态，未来是否有可能成为固定机制则有待观察。近几年明显可见的是，美国对于多边组织缺乏效率与解决问题实效的不耐，美国对于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的观点，虽然逐渐采取积极支持并将之列为其亚太战略设计的支柱之一，但是基本上是一种「配套」的设计，因为多边安全对话机制无法替代集体自卫之军事联盟，更无法取代美国真实的军事存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ASEAN国家一直希望以多边集体的机制，一方面将美国的军事力量与承诺继续留在东南亚，一方面藉此交往甚至牵制中国，虽然ARF的成效至今仍不甚明显，鸡尾酒论坛的性质高于安全对话机制的功能，但是，ARF至少已经让相关国家的外交部长每年聚会ARF部长会议，成为亚太地区唯一的定期性高层安全战略对话机制<42>。

    因此，美国仍然是以强化双边关系和特别外交方式（ad hoc diplomacy），处理东亚安全区域问题。最明显的例子是北韩问题，四方会谈仍停留在会前会的程序问题辩论，KEDO也无法产生有效结果，六方会谈更是纸上谈兵，因此，美国必须以直接特别外交方式，派遣前任国防部长培里（William Perry）作为韩半岛问题的协调人，亲自前往平壤，做为美国访问平壤的最高位阶官员，提出缓和对北韩的经济制裁，交换北韩在飞弹部属和试射上的退让。美国对于强化美日安保、北韩问题、台海危机、以及改善与中共关系等亚太安全问题，均是以双边或特别外交方式处理，一连串有关区域安全战略的特别外交措施，其实更加强化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承诺与深层介入，也进一步维系的现存亚太安全架构<43>。

    三、对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的影响

    台湾一直希望能该积极参与亚太安全多边机制，透过置身亚太的参与，一方面希望打破中共的孤立外交，一方面让亚太国家了解台湾的战略与经济重要性。可是由于中国的阻挠和主权问题，台湾至今能仅能够以个人身份参与亚太安作理事会的会议，至于东协区域论坛仍然不得其门而入。一九九九年的东协区域论坛部长会议，面对李总统的特殊国与国关系主张，东南亚国家部长们集体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此外，APEC今年讨论东帝汶情势的外交部长会议，也因为惯例台湾的外交部长不能参与APEC会议，且主办国纽西兰以台湾非主权国家为由，台湾在此次APEC外交部长会议中缺席。

    两岸关系与台海和平问题应该是无法在亚太多边架构下获得解决或保证，甚至连相关台湾安全议题的讨论与对话，也是其它国家参与多边会议时的忌讳。目前有关亚太政治与安全议题的多边机制可谓是中共的舞台，一方面结合区域国家抗拒美国的压力，表现中国反霸权外交政策的发言台，另一方面更是中共压缩台湾国际生存空间，与挥舞一个中国教鞭的场所。但是，是并不代表台湾可以不重视「置身亚太」的努力，因为只有让区域国家进一步认识到两岸关系与台湾安全的发展，与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亚太国家才会逐渐认知到缺乏台湾参与和避谈台海问题的亚太多边机制，均无法有效发挥预期的功能。

    至于美国以特别外交方式处理台海安全问题，虽然是长久以来的模式与作法，然而近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却出现更为另类的特别外交方式，包括透过第二管道外交到中程协议（或是过渡性协议）主张，企图积极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第二管道外交主要是指美国退休高层官员扮演传话者角色的用语，与第二轨道指涉非政府机构间的安全对话有所差异；前一阵子美国退休高官穿梭华府、台北、甚至北京之间，做为白宫的传话人，希望能够缓和两岸对立情势，并要求重开两岸对话管道，最后推动辜振甫访问中国大陆。

    中程协议（interim agreements）是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一九九八年二月提出，之后美国助理国务卿陆士达（Stanley Roth）于一九九九年三月指出两岸可以签署中程协议，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何理汉教授（Harry Harding）提出类似的「临时协议」（modus vivendi），后来又修改为「中程安排」（interim arrangements）<44>。其中以李侃如提出之主张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解决中共与台湾问题的七个基本要素：<45>1. 同意建立一个过渡的安排来处理两岸情况，概略为期五十年。2. 同意台湾与大陆在「一个中国」之下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