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台独”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政治和社会革命的先驱。政治和社会的反革命,也同样以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开路。
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公开返回台湾、公开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是一九八八年。民进党将台湾独立纲领正式、公开纳入党纲,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
“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诸问题、族群问题、台湾史论中的各种问题、“命运共同体”问题,民族定义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千方百计,要得出这些结论: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宣称远在台湾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在文学、文化上早已独立。
在这样一个反民族逆流下,台独派以雄厚资源拥有好几家日报、一家全岛性的电视台,几家周刊新闻杂志。“台独势力”并且以乡土教育之名,减少对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课程,加强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的教学。政府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中就颇有人用来强化社区意识和地方意识。当然,一九九八年由教育当局强行修改国民中学历史及社会科教科书,是明目张胆地经由台湾正规教科书,宣传和中国相针对的、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引人侧目。
也必须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登台以后,不惜以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二000年民进党政权登上台后,“台独”系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上台,占据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
“文学台独”及其发展形势
如果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在台湾文学论坛中长期以来的“台独”论,就是“文学台独”了。
历史地看来,“文学台独”论和“文化台独”论的发展,形影相随。但“文化台独”最早在台湾出现的面貌,却以台湾文学论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人物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虽然在戒严时期还有一些伪装,但却第一次提出了台湾文学的“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都源于“左”派台独“理认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
一九八一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来“台独派”蜂涌而至的反论。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
一九八二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现“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说的是台湾作家要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声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
一九八三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热烈赞赏叶石涛在《文学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而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的“本土性”与“自主性。
一九八五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家应以“台湾为中心”写作,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学台湾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逐渐把“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纠结起来。一九八七年,在德国一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后,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疾呼,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
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学台独”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了“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
到了90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不隶属于中国文学。一九九九年开始,陈芳明发表了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全面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全面炮制合于“台独”尺码的“台湾新文学史”。
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的统独之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台独”阵营有自己的广阔的言论阵地(如早期党外周刊、月刊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报纸副刊如《台湾新闻》副刊、《自由时报》副刊,文学杂志加《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等),而相形之下,反对和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一直不曾间断。
一九七七年,针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九七九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发表〈苦闷的台湾文学 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于日本,主张日据台湾塑造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三脚仔”的“心声”。一九八一年,陈映真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加以批判。一九八四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则写〈走出“台独意识的阴影:宋东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加以驳论。针对张良泽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陈映真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西川满有台独意识和“热爱台湾”的谬论。统独双方对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表现在张良泽在一九九八年〈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加以理解。
在美国最大的“台独”组织“台湾独立联盟”正式公开返回台湾、公开变身进入“民主进步党”是一九八八年。民进党将台湾独立纲领正式、公开纳入党纲,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离主义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斗争,则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开始了。
“台独”运动假借台湾文学论诸问题、族群问题、台湾史论中的各种问题、“命运共同体”问题,民族定义问题和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千方百计,要得出这些结论:台湾与中国大陆长期隔离的现实下,台湾已经发展出一个在民族认同、文学特质、自我意识上和中国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宣称远在台湾达成政治独立之前,在文学、文化上早已独立。
在这样一个反民族逆流下,台独派以雄厚资源拥有好几家日报、一家全岛性的电视台,几家周刊新闻杂志。“台独势力”并且以乡土教育之名,减少对中国历史、地理甚至语文课程,加强母语(实为汉语闽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的教学。政府以各种“基金”和预算,支持各种“乡土文史调研工作”和“社区重建”,其中就颇有人用来强化社区意识和地方意识。当然,一九九八年由教育当局强行修改国民中学历史及社会科教科书,是明目张胆地经由台湾正规教科书,宣传和中国相针对的、台湾的“国家”史观和“公民”意识,引人侧目。
也必须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登台以后,不惜以国家政策推行纵容和包庇“台独”的各种措施。二000年民进党政权登上台后,“台独”系文化人、文学家、教授和新闻言论人纷纷上台,占据学术和文化机关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台独”攻势益形严峻。
“文学台独”及其发展形势
如果在大众传播、教育阵地、社区组织等领域中的“台独”运动称为“文化台独”,那么在台湾文学论坛中长期以来的“台独”论,就是“文学台独”了。
历史地看来,“文学台独”论和“文化台独”论的发展,形影相随。但“文化台独”最早在台湾出现的面貌,却以台湾文学论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学台独”论的“宗师”人物叶石涛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虽然在戒严时期还有一些伪装,但却第一次提出了台湾文学的“台湾立场”和“台湾意识”,第一次提出了台湾在日据下“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台湾意识”的主张(当然,这种提法都源于“左”派台独“理认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台湾四百年史》)。
一九八一年,评论家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指出若将台湾放在全中国的视野考察,台湾文学如果没有深厚的作品,只能沦为聊备一格的“相对于中国中心的‘边疆文学’”。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来“台独派”蜂涌而至的反论。今日成为“文学台独”重要理论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乔等人,纷纷为文强调台湾文学自有“独特的历史性格”,抨击詹宏志以中国为中心去观察台湾文学。这是台湾文学思潮中第一次强调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国性”的论说。
一九八二年,叶石涛在杂志《文学界》中表示,台湾作家要反映“台湾这块土地”的“真实形象”,“不要执著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台湾的“土地与人民”,并指现“那些站在空洞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的文学”是“毒素”,是“公害”。叶石涛说的是台湾作家要有“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放弃“空洞”、“神话”般的中华民族主义“亡灵”……而秉持中华民族立声的文学作品是“毒素”、是“公害”。
一九八三年,陈芳明在“台独”化后的《台湾文艺》上发表文章,热烈赞赏叶石涛在《文学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台湾文学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预言“台湾民族文学”的“孕育”和“诞生”。同年,叶石涛发表〈再论台湾文学的提升与净化〉;林梵发表〈从迷惘到自主〉,都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强调台湾久已与大陆分隔殊途,而台湾文学自日据以来一贯自己发展,从而产生了独自的“本土性”与“自主性。
一九八五年,叶石涛为自己的书《台湾文学史纲》写序,强调自日据以来台湾文学在与中国大陆完全隔绝条件下,吸收了欧美和日本文学的“精华”,形成“鲜明的自主性格”,发展出“强烈的自主意识”。叶石涛还说,台湾文学家应以“台湾为中心”写作,要“站在台湾的立场”…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学台湾论”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解严后“台独”较为宽松的环境的形成,逐渐把“文学台独”运动与“政治台独”纠结起来。一九八七年,在德国一场“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国际研讨会”后,在台湾引发了“台湾作家定位”的论争,在抗议国际场合中台湾作家(文学)被“定位”为中国作家(文学)之余,提出台湾作家定位应与台湾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张台湾文学只反映“台湾经济生活共同体”,台湾文学中的中国是一种“虚构”与“虚伪”。有人疾呼,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台湾文学早就先台湾政治取得了“独立”,台湾文学应与政治及社会的“台湾人解放运动”相结合。提出这些主张的人有李敏勇、向阳、羊子乔、刘天风和林宗源等。
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学台独”又进一步提出“台湾新民族文学”的主张。林央敏和宋泽莱分别写文章提出了“台湾(新)民族文学”,以和中国文学“划清界限”,建立台湾优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终为“台湾独立建国”服务。
到了90年代,叶石涛和陈芳明等人迭次发表文章,其思想内容不外乎一再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立自主性”,不隶属于中国文学。一九九九年开始,陈芳明发表了野心勃勃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企图全面依照“台独”史观和“文学台独”全面炮制合于“台独”尺码的“台湾新文学史”。
台湾文学论领域中的统独之争
如前所述,“文学台独”的发展,其实是“文化台独论”、“台湾自主论”、“台湾主体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但“台独”阵营有自己的广阔的言论阵地(如早期党外周刊、月刊如《前进》、《深耕》、《台湾时代》、《八十年代》,报纸副刊如《台湾新闻》副刊、《自由时报》副刊,文学杂志加《文学界》、《台湾文艺》和《文学台湾》等等),而相形之下,反对和批判“文学台独”的阵营只有《夏潮论坛》和后来的《文季》(不久停刊)及当前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势力悬殊,但是台湾文学问题上的统独斗争一直不曾间断。
一九七七年,针对叶石涛〈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陈映真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盲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九七九年,旅日台独派学者张良泽发表〈苦闷的台湾文学 蕴含“三脚仔”心声的系谱>于日本,主张日据台湾塑造出既非日本人又非中国人的“三脚仔”台湾人。而台湾文学就是“三脚仔”的“心声”。一九八一年,陈映真写〈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加以批判。一九八四年,陈芳明发表〈现阶段台湾本土化问题〉后,吴德山(杜继平)则写〈走出“台独意识的阴影:宋东阳(陈芳明)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加以驳论。针对张良泽分别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三年发表的<战前在台湾的日本文学:以西川满为例>和〈西川满书志〉,陈映真在一九八四年发表了〈西川满与台湾文学〉,批评西川满有台独意识和“热爱台湾”的谬论。统独双方对日据下台湾“皇民文学”的截然不同的评价,也表现在张良泽在一九九八年〈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力言在日据战时下的台湾,写“皇民文学”既普遍又不得已,后人不宜妄加评论,而应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