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台独”(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两个月后，陈映真写〈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加以驳斥。又不久，彭歌写《醒悟吧！—回陈映真〈精神的荒废〉》。三个月后，陈映真写〈近亲憎恶与皇民主义—答彭歌先生〉，加以反论。
一九八八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冬季号）发表了陈映真、曾健民和刘孝春、陈建忠等人的文章，编了“台湾皇民文学和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的专辑（一九九九·人间丛刊）秋季号），刊出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特别针对同情台独的台湾文学专业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加以批驳。
还必须特别提到，一九九七年（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了〈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争的精神与70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确认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而批评“台独”派文论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另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陈芳明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
一九九九年八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号称要根据日据期迄於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从而炮制了日据“殖民地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再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四五—一九八八）以及“后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八八迄于今日）。二000年七月，陈映真在同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推移的理论，彻底论破了陈芳明自己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从此，双方来回交锋了三回，至二000年十二月，陈映真发表〈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业史论可以休矣！＞而争论中止。
可以看到，早自一九七七年叶石涛和陈映真关于“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开始，一直到二000年陈芳明与陈映真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中诸问题的统独争论与斗争，一直都没有间断，而且交锋激烈。这显示了“台独”运动向来重视台湾文学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有其理论队伍，有其言论阵地，有权力的掖护，更有思想政治斗争的长久之计，绝不可小觑。
“文学台独”论的内容
概括起来说，“文学台独论”关于台湾新文学论中的具体问题的论说，有这几个方面：
一、台湾新文学的发韧是多元的，否认台湾新文学之发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亟言在与中国社会隔绝条件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也吸收了欧西与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的、自主的台湾新文学。
二、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属性上，绝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在与中国新文学隔绝近一个世纪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出有台湾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
三、30年代台湾（第一次）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说明台湾文学“自主性”和“主体性”意识的更醒，是第一次台湾文学范畴中“并吞派”、“汉族沙文主义”一派（主张将白话文推广为大众语，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的语言的一派）、和台湾“本土派”、“自主派“（主张先整理大众日常语、即闽南方言为宣传与创作语的一派）之争的斗争，否认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之争，其实是当时台湾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
四、主张关于日据下“皇民文学”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不能用“汉沙文主义”的标尺来评价，要有从“台湾立场”出发的独自的评价。主张“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应，主张“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殖民作家有“台湾意识”、“热爱台湾”。
五、认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界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六、认为一九70年代（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露，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窃掠和变造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与历史。
七、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的“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史的科学性知识。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带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因此，有关台湾文学论领域统独斗争的形势，就“文学台独”论的批判而言，我们以为统派有这些问题与机会：
甲、问题方面
（一）资源单薄，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政权上台后，拥有更丰富有力的资源。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悬殊较大。
（二）现政权积极在高教院校中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在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条件下，不能不使人担忧。
（三）由于独派拥有雄厚文化和教育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乙、机会方面
（一）“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彻底论破。
（二）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共同进行对于“文学台独”论的科学性、系统的廓清与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科学知识服人。
（三）台湾新文学史的新的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的各种破绽。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并与研究界分享，希望将资料公开化、透明化，使“文学台独论”接受实证性资料的检验。
结论
“台独”运动长期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有急迫性地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殊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并且以台湾文学系所为“文学台独”的基地。到目前，真理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
一九八八年，《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冬季号）发表了陈映真、曾健民和刘孝春、陈建忠等人的文章，编了“台湾皇民文学和理论批判”和“不许新的台湾总督府‘文奉会‘复辟”的专辑（一九九九·人间丛刊）秋季号），刊出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刘孝春〈试论“皇民文学”〉及陈映真前述〈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的批评〉，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也特别针对同情台独的台湾文学专业的日本学者垂水千惠、中岛利郎的谬论，加以批驳。
还必须特别提到，一九九七年（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二十周年之际，统独两派各自组织了研讨会。陈映真和曾健民分别发表了〈向内战与冷战意识形态挑战—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争在台湾文学思潮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和〈民众的和民族的：乡土文学论争的精神与70年代思想精神的再确认＞，前者从战后冷战与内战意识形态的颠覆来确认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争，从而批评“台独”派文论亟欲篡夺乡土文学论战的果实。另曾健民的＜反乡土派的嫡传＞则直接批判陈芳明的论文〈历史的歧见与回归的歧路〉。
一九九九年八月，陈芳明开始在《联合文学》连载他企图雄霸台湾文学史论的书稿《台湾新文学史》，并刊出其绪论性的首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号称要根据日据期迄於今日的台湾“社会性质”来“建构”台湾新文学史，从而炮制了日据“殖民地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再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四五—一九八八）以及“后殖民社会”阶段（一九八八迄于今日）。二000年七月，陈映真在同杂志发表〈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依据科学性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推移的理论，彻底论破了陈芳明自己杜撰的台湾“社会性质论”。从此，双方来回交锋了三回，至二000年十二月，陈映真发表〈陈芳明历史三阶段论及台湾新文学业史论可以休矣！＞而争论中止。
可以看到，早自一九七七年叶石涛和陈映真关于“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开始，一直到二000年陈芳明与陈映真关于台湾新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争论，在关于台湾新文学史论领域中诸问题的统独争论与斗争，一直都没有间断，而且交锋激烈。这显示了“台独”运动向来重视台湾文学领域中的思想、意识形态，有其理论队伍，有其言论阵地，有权力的掖护，更有思想政治斗争的长久之计，绝不可小觑。
“文学台独”论的内容
概括起来说，“文学台独论”关于台湾新文学论中的具体问题的论说，有这几个方面：
一、台湾新文学的发韧是多元的，否认台湾新文学之发生与中国五四新文学之间的血脉关系，亟言在与中国社会隔绝条件下，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也吸收了欧西与日本文学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中国新文学的、自主的台湾新文学。
二、因此，台湾新文学在属性上，绝不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台湾新文学是在与中国新文学隔绝近一个世纪的条件下，独自发展出有台湾主体性和自主性的文学。
三、30年代台湾（第一次）乡土文学（=台湾话文）论争，说明台湾文学“自主性”和“主体性”意识的更醒，是第一次台湾文学范畴中“并吞派”、“汉族沙文主义”一派（主张将白话文推广为大众语，从事宣传和文艺创作的语言的一派）、和台湾“本土派”、“自主派“（主张先整理大众日常语、即闽南方言为宣传与创作语的一派）之争的斗争，否认白话文派与台湾话文派之争，其实是当时台湾左翼文学阵营内部关于不同语文策略的争论。
四、主张关于日据下“皇民文学”作家及作品的评价，不能用“汉沙文主义”的标尺来评价，要有从“台湾立场”出发的独自的评价。主张“皇民文学”是台湾人对日据带来的“现代化”的反应，主张“皇民文学”和当时在台日籍殖民作家有“台湾意识”、“热爱台湾”。
五、认为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一场有关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也是外省人“并吞派”、“汉沙文主义”（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和“本土派”（主张台湾文学界有其独特性）之间的斗争，企图独占和歪曲史料，抹杀这次争论的团结、进步的深刻意义。
六、认为一九70年代（第二次）乡土文学论争，是台湾文学“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发露，否认和抹杀论战中反帝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大众文学等思想内容，企图窃掠和变造7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的果实与历史。
七、当前有关台湾新文学史分期的争论，主张台湾现当代史中的“社会性质”分期是所谓“殖民地社会”、“再殖民社会”和“后殖民社会”，罔顾台湾社会史的科学性知识。
这些“理论”的学术与科学品质固然极为粗疏，不堪一击，但是长年以来，却也自成“体系”，由“台独”派教师在讲坛上不断宣传，带硕、博士研究生，逐年增加“文学台独”倾向的论文，增加“文学台独理论”队伍中的新兵，不能不说情况是颇为严重的。
因此，有关台湾文学论领域统独斗争的形势，就“文学台独”论的批判而言，我们以为统派有这些问题与机会：
甲、问题方面
（一）资源单薄，力量悬殊。独派占有高教领域，陈政权上台后，拥有更丰富有力的资源。统派势单力薄，理论队伍、言论阵地与独派相较，悬殊较大。
（二）现政权积极在高教院校中扩张、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在当前台湾文学教员绝大多数倾向“台独”的条件下，不能不使人担忧。
（三）由于独派拥有雄厚文化和教育源，有能力推动国际性台湾文学研究活动，扩大“文学台独论”在“国际”学界中的误导和影响。
乙、机会方面
（一）“文学台独”论的学术知识品质一般而论颇为粗陋，容易彻底论破。
（二）可以团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共同进行研究，共同进行对于“文学台独”论的科学性、系统的廓清与批判，摆事实，讲道理，以理、以科学知识服人。
（三）台湾新文学史的新的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有助于揭发“文学台独”的各种破绽。最近我们整理、出版了有关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关于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的原始资料，对同时期台湾文化思潮的史料也做了初步整理，并与研究界分享，希望将资料公开化、透明化，使“文学台独论”接受实证性资料的检验。
结论
“台独”运动长期重视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处心积虑，有长久之计。最近，在政权的推动下，有急迫性地广设台湾文学系所，强化中国文学与台湾文学的分殊意识，把中国文学挤压为“外国文学”，并且以台湾文学系所为“文学台独”的基地。到目前，真理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系，成功大学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正进一步筹设台湾文学系。中兴大学据说也设立了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清华大学也在积极筹设台湾文学研究所。凡此，都说明“台独”运动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斗争中高昂的企图心。
面对“文学台独”的攻势，个人以为，在台湾文学研究工作上，应该学习杨逵精神和范泉精神。杨逵在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关于建设台湾文学论争中表现了这些精神：（一）熟达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二）坚持台湾文学的中国属性；（三）坚持台湾新文学的特殊性以及其与中国新文学之一般性的辩证统一；（四）坚持省内外作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团结；（五）重视文学运动的实践—文学组织与文学领域中的统一战线的展开；（六）具有对政治的敏锐的认识力，明确、坚定地反对为“台湾独立”、“台湾托管”，为美国和日本外来势力服务的文学。
范泉是从来没有来过台湾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