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国家 民族 部落联盟 酋邦

　　[论文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和国家学说的重要文献，在《起源》中，恩格斯通过对民族和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指出了民族与国家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本文通过对《起源》的重读，简要分析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 
　　
　　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通过对北美易洛魁氏族、希腊氏族和雅典国家的产生、罗马氏族和国家以及德意志国家的形成的研究，并总结人类社会三次社会大分工中国家的产生，指出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民族，国家和民族是在生产的社会大分工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家庭的变迁、氏族部落制度的变化的基础上的必然产物。虽说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但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正如恩格斯在《起源》第五章雅典国家的产生中所提到的那样：“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作是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不能参与这种管理。”“这就扰乱了氏族支付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在雅典设立了中央管理机关，……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总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同意的民族所代替了。“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这表明那种单纯的部落联盟被民族和国家所代替是必然的，民族和国家是两个共生性的社会共同体。
　　
　　一、民族对国家的影响
　　当人类在其分化阶段完成了不同民族的孕育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的变化开始缓缓流动，而农业最早发生地区展示的良好生存环境驱使他们纷纷向这些地区汇集。于是，民族过程的聚合阶段到来了。民族之间的交换、联合和战争也造就了以阶级对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分层和军事化的政治体制，为国家的产生创造了社会条件和组织基础。国家起源于民族聚合，在于这种聚合带来的社会冲突和为解决冲突引发的政治变革。民族聚合过程带来了由民族碰撞激发起来的社会震荡，也创造了平息这种震荡的工具国家。
　　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到：“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精密地团结其爱。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从恩格斯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部落融为民族的直接的原因是为战争。“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得财富已成为主要的生活目的之一。……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
　　由于战争，“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这种族体的联合，恩格斯称之为“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有亲属部落的联盟，也有非亲属部落的联盟。它的特殊点在于各组成部落之间的平等联盟关系。但实际上，除了部落联盟之外，“酋邦”也是这种族体联合的形式。酋邦的形成或经过部落之间的征服，或经过部落联盟的演化。所以，不论酋邦还是部落联盟，都是族体的联合或增大。这种联合或增大都是与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的加剧同步而行的。这为社会冲突的发生增添了更大的可能，也为维持这种正在形成的社会提出了政治变革的需要。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体制上的军事化。恩格斯将其称作军事民主制，认为每个进入国家的文化民族都曾经历过军事民主制时代，如雅典的“荷马时代”、罗马的“王政时代”等。由于酋邦社会的发现，有的学者认为不宜再提“军事民主制”。的确，恩格斯讲到的军事民主制是和部落联盟对应的制度，这种制度都有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军事首长三种机构。而这些在酋邦那里只剩下后两种或最后一种了，已没有多少“民主”色彩。但无论如何军事制度的痕迹十分浓厚，酋长也即是战时的军事首长，这和恩格斯讲的部落联盟没有不同。部落联盟和酋邦都可以成为国家的过渡形态。
　　前者因民主制度较浓，可以使过渡后的国家呈现共和的体制，如雅典和罗马。“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只能够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说：“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的详情的。”
　　而后者，因民主制度消退则可能走上专制了。恩格斯对德意志国家形成的叙述为此提供了具体事例：“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恩格斯在这里仅提到了军事首长向王权的转化，但却是最具本质的转化。因为只有王权才最深刻地体现着集权和强制，体现着国家和前国家政治机构的区别，其下属政权机构的专门化也只有随着王权的确立才能确立和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