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胜利者需要迅速地组织起人民的历史记忆，确认实践中已经胜利了的中国革命在历史话语层面上的全面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确证不仅是通过重新编撰历史教书，在学校教育推行革命传统教育来实现；也大量通过对现代媒介的运用，将历史合法性以生动形象的方式深植于人民的历史记忆当中。在此种模式之下，媒介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因此媒介的话语方式就经常呈现出仪式化、形式化、神圣化、意识形态知识化、知识道德化的特征。

　　仪式化的功能和效用在于，用一种强烈的情感取代代替理性的辩证的对话，如麦金泰尔所描绘的那样，人们开始相信真理、道德价值并不是经由一连串的思辨而产生出来的准则，而是一组激情的机制，我们“感受”到一种什么情绪，我们就以为我们寻找到真理。然而，伟大的真理常会召唤激情，然而激情却不见得代表伟大的真理。形式化的另外一个说法则是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在中国大陆的社会与媒体之中呈现何种情形，人们都有非常丰富的切身体验，不必再为之详述。为了巩固某种“绝对”的超越性，神圣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意识形态”必须信仰化，才具有不可质疑、不可超越的神圣性，成为量度世界的唯一标尺，这也是全能国家主义体制下媒体所必须承担的使命。意识形态如果无法知识化的话，就无法大规模的复制。不仅如此，知识化了的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信仰的方式回击质疑，还可以借用知识的名义诉诸“理性”来捍卫。总而言之，大众媒介通过上述的方式，参与了社会的集体记忆的构成，而集体记忆则是人们的社会行动的主导意识，从而全能国家实现了合意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

　　在海峡的另一边，失败了的中国国民党所抱持是一种“反攻”、“光复”的政治信念，这就使得国民党所要塑造的集体记忆指向中国大陆，中国意识是威权体制的国民党所极力要保持和维护的。国民党威权体制也极力动用全能主义国家所习惯动用的种种形式运作媒体，压制异议的声音，以强化其统治的正当性。雷震的“自由中国”案凸显了国民党对于媒体的高压管制。但是，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不可能将它的威权推到全能主义的极致，这受到它的执政基础的限制。毕竟台湾被日本殖民者长期统治了50年，国民党需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必须对台湾地方社群在利益上有所尊重。这就为异于国民党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留下了空间。

　　解严前的台湾媒体充斥着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声音，就其正面意义而言，固然有着强烈的中国意识，但吊诡的是，国民党越是强调中国意识，却反而促使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涨，进而为台独意识提供坐大的契机。国民党的中国意识的强调，是以对台湾本土社会的利益与文化的压制为代价的，加之在国民党从光复台湾之后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使台湾社会受到了伤害，构造了对国民党党国体制的怨恨。国民党在台后，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把台湾当作反共复国的复兴基地，忽视台湾的建设，这样在台湾部分民众与知识者中反激起了对于日据时代的虚幻的美好回忆，进一步提供了台独意识的土壤。1960年代中期，国民党终于重视台湾的建设，台湾经济开始起飞，但是伴随着台湾经济的成长是台湾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形成对国民党党国体制进行挑战的社会基础。各种受到国民党长期压制的力量开始集结，向一党专制发起冲击，“党外”纷纷开始创办各种媒体，以越来越大的尺度向当权者的专断权力挑战，并逐渐获得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台湾媒体的生态开始了巨大的质变，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现代性媒体形式。但是，在民进党执政以后，原来如涓涓细流的台湾本土记忆开始大规模复活，民进党政权出于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考虑，推波助澜地实行“去中国化”的文化政策，从而使台独意识与中国记忆构成了台湾社会的严重冲突，而媒体在这种冲突之中选边站，使得台湾媒体有退回现代性前期的政党报纸的逆流趋势。

　　三、媒介与消费主义

　　在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大潮中，大陆媒体曾经是率先吹起号角的角色，又一直承担着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的使命。如果说媒体在过去完全是由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话，那么今天他们就处在一个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同构的语境之中。原有的国家主义是反对消费主义的，甚至它有时还是禁欲主义的，因此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与消费主义构成了一个极吊诡的组合。但是，这种组合却是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得以延续最根本的要件。究其根底，在于原有的国家全能主义已经全面地柔性化，在经济和部分社会领域已经大规模退出，而坚守在政治领域；退出来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场域，则由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占领。消费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对人们消费模式的一种描述，如果说惯常意义上的消费是指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而购买和使用某种物品或服务的话，那么消费主义的核心则在于创造人们的需要，从而不断地消费各种物品和服务。由市场资本所主导的这个过程，是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需求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消费者不断地沉迷于对于各种最时新的消费潮流的追逐中，人们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确认系于不断地证明自己有能力进行各种消费。这种制造消费的能力是如此惊人，以至使传统中那些神圣的事物都全部转变成消费品。在这样的消费导向过程中，大众媒介理所当然地成为引领的角色。所以，一方面，国家主义通过消费文化将人们把注意力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而规避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可能危机；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则通过国家主义的各种机器强有力地维护其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