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媒介也同样成为消费主义的鼓动风潮者与推波助澜者，尤其在某些媒体进入台湾社会，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就更加不可收拾，从政治、高雅文化到各类八卦一律成为追逐的消费品。这样，台湾的媒体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怪诞景观，在公共场域，它们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和相应政党的打手，从而具有某种准国家主义的性质；在私人场域，则将一切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消费。在台湾曾经短暂形成的公民社会的自主性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无法对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严重危机作出有效的应对。消费文化的无限扩张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伤害，哈贝马斯曾经有过严厉批评，在哈贝马斯看来，大众传媒是公共空间的主要组成部分，理想型的公共空间必须是公开和自由的，公众有公平的机会参与自由的讨论，其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必须是全面和客观，从而能正确地向公众提供信息。公共空间必须独立于政治权力及市场之外，摆脱政治及经济力量的操纵和控制；公共空间还必须提供讨论的空间，而公众参与进行的沟通和讨论应该是理性和具有批判性的。③因此，海峡两岸的媒介仍然有很长的一段道路要走。

　　四、媒介与公民社会

　　今天海峡两岸媒介都处于某种发展的瓶颈之中。这其间原因当然有很多种，也有其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两岸媒介都是遵循着现代大众媒介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受众主体是普罗大众，而传播主体则是精英阶层，过去是知识与政治精英，现在或许是政治和商业精英。这样的传播模式，从其根源上就预示着知识与信息的社会分层，精英通过所具有的在谱系上更高阶的知识向大众传播福音，无论这种福音是社会政治动员式的，还是消费文化商业动员式的。在这种动员模式中，社会大众只能是被动员和征用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具有自主意识的现代性主体。广大普罗群众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世界所形成的种种具体的、分立的知识被视作无足轻重。那些来自广大生活世界的经验性知识被放逐于知识体系之外，而事实上是，现代世界的形成的真正动力在于：每一个人的经验对于他人而言都是不同的，相互的交流是为必要。这就意味着，在总是仅仅具有局部、分立的知识的个体当中，需要通过自由的传播过程从而共享知识，正是在这种传播交往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得以扩展，一个社会的文化因此而演进。具体而言，正是在这种开放和自由的传播过程中，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可以同其它个体分享知识，并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由于传播是开放的和社会公众自由参与的，因此创新也就沿着无数不同的方向进行。而这些具体在社会成员层面上由无数个体进行的创新，又将通过传播过程，将微妙的变化累积起来，就逐渐地改变着一个社会的共享知识和社会的知识总量，更为重要的是调整着特定社会文化的内部规则，使文化在不同的方向上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无数个体又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通过传播的自由参与互相调适，熟悉新的规则，从而达成某种新的规则认同，从而实现规则的确立和演进，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传播给社会中的成员和各种组织。在经过人们的自由选择之后，新的行为方式得以扩展，一个社会的文化也由此改变了面貌。这也是哈贝马斯为什么如此强调公共领域的真意之所在，离开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现代公民社会就只是一个幻想而已。作为在现代社会起着如此举足轻重作用的大众媒体责无旁贷地应该分担建设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的责任，保证大众有更充分的媒介接近权。只有这样，一个有着充分自主的公民社会才可能发育成熟起来。而我们也相信，在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交往之中，两岸人民是能够通过相互的理性交往，撤除藩篱，共同完成中国现代性的伟大工程，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民才可能是真正自治的主体，才有能力决定自身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