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道义标准和利益尺度，因此觉得自己使用的话语工具和诉求是唯一正确而高尚的，动辄无视其它价值观念的存在，动辄以文革式的语言宣布“人人得而诛之”，视公民权利和人性的尊严为草芥。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
「注释」
[1]《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思想卷，第531页。
[3]出处同上，第532页。
[4]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5]出处同上。
[6]朱学勤，“这一年：基于自由的创造”，《南方周末》2004年新年特刊，见[7]出处同注[4].[8]（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289页。
针对这种现象，著名政治学者托克维尔说过：“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作人民还是国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8]”
极端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权威的形成都不是自封的，而是来自于基于成员个体同意的共同体的道义基础。所谓的国家主权并不是政府意志的代名词，国家主权不过是人民主权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延伸，最终服务于社会的个体。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有权利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或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民主制度本身之所以在绝大多数国家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允许各种价值观自由地讨论，不会排斥异己。
极端民族主义不仅仅直接抵制民主制度，而且也固执己见、排斥其他观点、拒绝各种观点之间自由充分的交流，从而就拒绝了以民主的方式与持其他观点的人平等共处，这也意味着拒绝了维护公民自由和人性尊严的制度安排。如果极端民族主义沿着它的思路发展下去，它势必还要千方百计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压制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空间，一旦走到这一步，极端民族主义就变成极权主义了。从希特勒到日本军国主义者，历史上持极端民族主义的权力发展到了极权主义不都是这样表现的？
极端民族主义还忘记了人类生活的本来意义，人类社会最终是靠爱来稳固的，而不是靠恨和敌意来维持的。非此即彼、非敌即我的简单思维常常让我们忽视一些本原的东西。在国际关系领域，极端民族主义这个自封的无限权威以牺牲洛克、杰斐逊、密尔们所珍视的自由和人性的尊严为代价，去追求一种虚幻的“帝国”的荣耀和自豪感。人类历史上有过好几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统治者，这些暴虐的领袖任意拿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作活体实验，最后以统治者的败亡和国家民族的巨大苦难而告终。
中国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还没有获得权力，它只是服务于现有的意识形态，同时在为自己寻找、扩大话语空间。在它的眼中，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就是帝国主义化；而为了它要捍卫的“民族”和“国家”，宁可构建一个封闭而落后、了无生气的社会；它拒绝审慎渐进的改革开放，追求的是一个以对“国家”（事实上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为标准的封闭的等级秩序。依照这幅图景，极端民族主义如果能主宰一切，它所成就的也不过是拿破仑式的帝王基业。
在国际关系方面，极端民族主义者所主张的是不理性的冲突和对抗，而不是谈判、对话和合作；它甚至乐于看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因为这样或许正好证明它存在的“价值”。极端民族主义者虽然不是一个阶层，但却可能因其观念主张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希图通过争取话语权力而获得社会政治地位。一旦他们成功了，理性的真正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将为自己曾经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宽容和同情而感到后悔。
这种充斥着民粹主义暴力倾向的极端民族主义在青年人当中颇有市场，除了意识形态教育的影响外，还因为它是一种廉价的精神麻醉剂，它可以让没有自由和基本人权的人们暂时忘却自己的卑微和痛苦，在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口号的过程中发掘体验到虚幻的“伟大”和“英勇”，尽管寻找这种体验其实常常就是向专制妥协的结果。他们更不愿意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他们痛斥宪政民主国家时，他们事实上所捍卫的究竟是自己身边的自由还是专制？
现今中国的执政集团虽然大力推行经济发展，但政治改革却被置于脑后。事实上，把民众对其执政的认同建立在经济绩效之上是相当危险的。一旦经济发展因腐败和其他种种制度内生的原因而遭到挫折，国内矛盾迅速激化，同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又形成一种无法控制的社会运动，政府会不会干脆充当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引路人？如果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潮结合起来将形成什么样的畸形产物，是否就是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会不会拿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动员社会的口号？假如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每5年、10年周期的领导人更替交织在一起，会不会有领导人铤而走险寻求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支持？这些风险都是可能存在的，国人不得不未雨绸缪，冷静思考。
「注释」
[1]《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一部分第260页，转引自吉尔伯特·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第18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邓正来等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民族主义（Nationalism ）思想卷，第531页。
[3]出处同上，第532页。
[4]转引自凤凰卫视同日时事开讲何亮亮先生语，：8086/fhkp/singlepage.jsp？itemId=141811&currchid=489）。
[5]出处同上。
[6]朱学勤，“这一年：基于自由的创造”，《南方周末》2004年新年特刊，见[7]出处同注[4].[8]（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第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