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向普遍的歇斯底里投降。如果爱国情操依赖这样的做法－－违反人民最基本的宗教自由－－来培养的话，那么，爱国情操就不再是高尚的，而是一种通过法律来灌入我们喉咙的东西"。[10]



三、判决影响恶劣 受害者法院讨公道

这一明显违反美国传统自由权利的判决，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预料。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遭到无端的攻击，许多孩子被迫失学。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这一案件为社会上的迫害和歧视活动开了绿灯。据美国公众自由联盟1941年的统计，全美共发生了236起攻击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事件，公有1000人次受到伤害。它甚至宣称"自摩门教徒（MORMONS）受打击以来，还没有哪一个宗教组织受到过如此的迫害"。[11]

社会现实令人痛心，而学术界有根有据的批评更令大法官们难堪。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在1942年另一项涉及耶和华见证会的案子中，布莱克、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 1939-1975年任职）和墨菲（Frank Murphy 1940-1949年任职）等三位大法官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因为我们在戈比蒂斯案中支持原告，我们认为现在是恰当的时机表明，我们现在相信那是个错误的决定。"道格拉斯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经表示，他在戈比蒂斯案中太"天真"了，和其他法官一样，他为法兰克福特的智慧所慑服，"在那时，他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确对宪法法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不加思索地佩服他"。[12]另外，这时最高法院的构成也有了新的变化。保守派法官詹姆斯·麦克雷诺斯(James McReynolds，1914－1941年任职)退休，其位置最后由威利·拉特利奇斯（Wiley Rutledges，1943－1949年任职）填补。后者是位法学教授，以倡导保护公众共自由而著名。斯通则提升为首席大法官，代替退休的休斯。斯通的遗缺由罗斯福政府的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1941－1954年任职)代替。

这时正好有一个类似的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当时，在戈比蒂斯案判决的鼓励下，西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法律，要求学校通过有关课程和课外活动加强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据此，教育局要求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定期背诵效忠国家的誓词和向国旗致敬。学生如果拒不服从，将受到开除的处分。有7个来自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家庭的孩子为此被学校除名，学校当局甚至威胁要把他们送到少年犯教养所。

面对学校当局的专横行为，家长们不服。其中一个叫沃尔特· 巴内特(Walter Barnette)将案子告到当地的联邦地方法院，因为他的两个女儿都被学校除名了。由3位法官组成的法院判定，拒绝向国旗致敬的行为合法，原告胜诉，公开挑战西弗吉尼亚州国旗致敬法和戈比蒂斯案。这样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注意到由于最高法院法官立场和构成的变化，至少会有4个大法官反对原来的判决，这就为推翻这个恶劣的先例提供了可能。当地教育部门当然不服，遂上述联邦最高法院，这正是最高法院求之不得的。于是，立即受理。该案正式名称是西弗吉尼亚教育局诉巴内特(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 1942)，通称国旗致敬第二案。

四、言论自由含义泛化 法院判决影响深远

虽然该案的法庭辩论在1943年3月11日就结束了，但最高法院却有意选择6月14日--美国国旗日--这一天作出判决，它以6比3的票数决定维持地方法院的原判。这一判决的结果与三年前正好相反，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立场改变得最快，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法兰克福特仍然固执己见，发表了长达24页的异议。在这两个国旗致敬案上的立场，使他完全疏远了他在美国公众自由同盟中的哪些老朋友。

新任大法官杰克逊起草并宣布的多数意见则成为美国宪政史的华彩篇章。与戈比蒂斯案围绕着宗教自由原则不同，法院这次换了一个角度，从言论自由原则来展开论述。这样做，既重申了言论自由这一最重要的公众权利，又可以避开这些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的信仰是否真诚的难题。

杰克逊称，向国旗致敬"是一种言说(utterance)的形式。象征表达（symbolism）是原始的但却是有效的传递思想的方式。使用国徽和国旗来象征某种制度、观念、机构或个人是心灵沟通的捷径"。[13]由此看来，法院实难认可一种强制性的言论表达形式。"如果维持强制性向国旗致敬的话，我们就必须说明《权利法案》－－它保证个人说他想说的话的权利－－允许公共权力来强迫个人说他并不想说的话"。而这显然是违反言论自由原则。[14]



同时，杰克逊还巧妙地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一向被认为只是约束联邦政府的宪法第1修正案，同样也可以约束州和地方政府。在戈比蒂斯案中，最高法院表示它无权"成为全国的教育局"，即公立学校的国旗致敬问题只是各州教育局的专属管辖，法院不能干预；但现在，它却明确表示："现在第14条修正案已适用与各州，保护公民反对各州政府和它的所有机构，教育局也不能例外"。[15]

这一判决的重要性在于它再次突出了公众权利的神圣性。杰克逊强调，"《权利法案》的根本目的是，使一些基本权利远离政治纷争所引起的难以预料的变化，把它们置于多数人和官员无法触及的地方，并把它们确立为由法院来处理的法律原则。个人的对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以及其他基本权利是不可以诉诸于投票的，它们不取决于任何选举的结果。"[16]

政府当然可以采取劝说和树立榜样的办法来促进国家团结，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想用强制的办法来到达这一目的，而这将产生非常危险的后果："那些强制办法消除异议(coercive elimination of dissent)的人不久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正在消灭异己(exterminating dissenters)。舆论的强行一律只会导致墓地才有的寂静。"[17]

最后，杰克逊充满诗意地指出："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空上有一颗不变的星辰，那就是，无论是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还是其他舆论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官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也无权用言语或行动来强迫公民表达他们的信念(faith)。如果有什么情形允许这一例外，那么，我们现在决不允许它们发生！"[18]

杰克逊铿锵有力的阐述，成为最高法院对个人权利经典的表述。此后，他的这一声音回响在最高法院100多个有关个人权利案件中，构成了美国当今言论多元化、甚至是极端化的法律基石。难能可贵的是，这一判决是在战时－－政府通常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暂时压制异议－－作出的，这表明，最高法院在美国爱国主义高涨的时期也能保持它的独立性，勇于改正自己的失误。

布莱克也利用这一机会来"将功赎罪"。在附议（道格拉斯加入）中，他解释自己改变的立场原因。因为向国旗致敬的"没法与第1和第4条修正案所保证的〖学生〗宗教自由权利全面合拍"。他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宗教自由条款的理解："强制表达出来的言辞除了自欺欺人外，并不能证明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必须发自自主的心灵和自由的心智（willing hearts and free mind）"。[19]

此后，美国各级政府几乎很难再通过任何一项可能会损害宪法第1修正案的法律法规。1980年代的焚烧国旗案以及有关国旗保护法的结果就是明证。

（五）国旗誓词再惹非议 全美上下拭目以待

国旗致敬第二案和80年代焚旗国旗案后，在宪法第1修正案下的有关国旗问题的法律争执可以说是尘埃落定，成为铁案。但美国就是这样一个怪社会，焚烧国旗合法，但效忠国旗的誓词却有违法之嫌。就在本文已经完稿时，2002年6月底，加利福尼亚州就冒出一个这样的案子。

这次又是与国旗有关的案子，而且还是《效忠誓词》惹的祸。尽管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可以不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