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蒙蔽在異教的黑暗中長達數千年之久，從沒有或幾乎沒有看到過一線基督教的光明」，傳教的目的就在於「教導這個異教的民族」。23約三百年後，倫敦會的米憐（William Milne）也道出了類似看法：「基督教是唯一適合全世界的宗教，並且是唯一能夠將世俗的王國帶入永恆福樂的宗教」，「它在同樣的條件下向所有接受它的人——無論老幼、貴賤、智愚、生長于何國——賜予救贖和恩寵；對所有拒絕或侮辱它的人，它實施的雷霆般的懲罰也是一樣的，既公正，又沒有求懇或逃脫的餘地。」24即使雷鳴遠（Vincent Lebbe）所說的「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的說法，25跟上述說法也無實質區別。根據這種觀點，中國人的傳統信仰就只能完全讓位於基督教，中國文化中就只有那些不妨礙基督教信仰的次要成分才可以保留下來。顯而易見，這種觀點以及相應的實踐肯定會激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反應。康有為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力倡孔教，1922至1927年非基督教運動風行全國，就是這種民族主義反應的具體表現。26要避免兩者之間的過度衝撞，就要求基督教在堅持自身信仰的獨一性的同時，給予中國傳統信仰及文化應有的尊重，給予那些不接受基督教的眾多中國人及其價值信念應有的尊重。當然，這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處理，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基督教是一種宗教信仰，但基督徒除了信仰基督教外，跟所有其他人一樣，還必須吃飯穿衣、學習工作、結婚生子，有自己的個人品性、經濟利益、政治權責、國家背景、民族傾向，有自己的語言、文化傳統和風俗習慣等。在中國這一 方面情況也一樣。所以，由基督徒在信教和傳教活動中所牽連的相關因素要比單純的信仰因素複雜得多。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跟中國民族主義的碰撞往往是各種因素攙雜起作用的結果，其中的是是非非很難一概而論和簡單了斷。大致說來，在跟信仰相伴隨的各種因素中，政治因素在雙方衝撞中所起的作用最為顯著。這一方面是因為「民族國家」的根本標誌是國家的政治主權，禁止基督教在華傳播的是中國的國家權力，迫使中國政府馳禁的是西方列強的國家權力。另一方面，古代中國是一個王權至上的國家，這一傳統非常強大，統治者政治權力的安危是全部政治關切的焦點，因此凡涉及政權的事情都異常敏感。不論是商人勢力，還是朋黨幫派、異端邪說，只要被疑心可能危害政權，不論來自海內還是海外，都會遭到限制甚至鎮壓。基督教被猜忌、查禁，從政府的角度說，主要是出於它對政權所造成的潛在威脅。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擔心並非沒有道理。洪秀全就是浸禮會傳教士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的學生，儘管後來羅孝全認為洪秀全搞的「拜上帝教」是一場「鬧劇」，27但恰恰是這場「鬧劇」差點要了清王朝的命。就此而言，在中國尚未將政治和宗教及非宗教信仰明確界劃清楚，尚未從法制上對宗教活動加以確切定位的情況下，基督教的對華傳教如果借重其他「民族國家」的政治強力而給中國的政治現狀帶來明顯不利的影響，就肯定會引起「民族主義」的政治反應。此外，經濟、日常事務等方面糾紛在基督教跟中國民族主義的碰撞中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恕不一一論述。
    總之，中國人對基督教在華傳教所產生的民族主義反應主要集中在文化和政治領域，由此形成文化民族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文化民族主義針對基督教「皈化中國」的意圖，旨在給中國的傳統文化守護一片應有的空間；政治民族主義針對的是基督教背後的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干預和威脅，旨在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這是觀察基督教跟中國民族主義的碰撞史所不難得到的印象。

結 語
    基督教是一種普世的宗教，是一種以愛為本的宗教。就其宗旨而言，它不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民族國家。正因為如此，在兩千年的歲月中，它才一次次突破民族和區域的局限而傳播到全世界。在這點上，它跟中國傳統的「天下」精神有內在溝通之處。中國人本來是富於「天下」關懷的。基督教的普世之愛跟中國傳統的「天下」關懷相呼應、相結合，正好合乎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要求，可以補救這個時代普遍過度的「民族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基督教跟中國文化的交流，無論如何具有積極的意義。
    與此同時，基督教又是長期浸潤在西方文明土壤中的一種特定宗教，基督教的大本營在西方，其教派、教會、教徒不同程度地都跟西方「民族國家」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繫。中國是一個非西方國家，而且長期受到西方列強的欺壓。儘管近二十多年來中國自身的狀況有了很大改善，但相對西方國家而言仍然處於弱勢地位。至少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如今仍然能明顯感受到來自西方強權政治的壓力。這種情況下，基督教要致力於發揮其教義之所長，而避免跟中國的民族主義劇烈碰撞，確實還有許多關係需要理順，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至少不能「多了一個基督徒，少了一個中國人」。28
    參考文獻：
    1 《詞源》的編纂開始于1908年，1915年出第一版，1980年出修訂本第一版。見《詞源》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北京，第1702—1704頁。
    2 《十三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版，北京，第1901、1801頁。
    3 張之洞著：《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鄭州，第74頁。
    4 參見丁建弘著：《德國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上海，第75—76頁。
    5 參見《禮記．大學》。
    6 Nicholas Bunnin和余紀元編著：《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第653—654頁。
    7 張之洞著：《勸學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鄭州，第50頁。
    8 《政藝通報》第7期； 轉引自姜華著：《大道之行》，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廣州，第６頁。 
    9 參見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十三，中華書局，1989年版，北京，第67頁。
    10 《梁啟超論著精粹》，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廣州，第603—605 頁。
    11 參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北京，第288頁。
    12 參見《孫中山全集》第九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北京，第118—119頁。
    13 以賽亞書第49章，聖經（簡化字現代標點和合本），中國基督教協會印制，2000年，南京，第1160頁。
    14 參見W. M. Lowrie, The Land of Sinim,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 113；轉引自吳儀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436頁。
    15 參見顧衛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上海，第6—7頁。
    16 參見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49頁。
    17 參見沈福偉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頁。
    18 參見李寬淑著：《中華基督教史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北京，第102—118頁。
    19 參見Chinese Repository, vol. 20, pp. 541-545. 引自吳儀雄著：《在宗教与世俗之簡——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32頁。
    20 參見[英]湯森著：《馬禮遜——在華傳教士的先驅》，王振華譯，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鄭州，第52頁。
    21 參見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廣州，第114—139頁。
    22 參見姚民權、羅偉虹著：《中國基督教簡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第115—127頁。
    23 [意]利馮竇、[比]金尼閣著：《利馮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尊仲、李申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第61、117頁。
    24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s Mission to China, pp. 3-4；轉引自吳義雄著：《在宗教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