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化民族主义特色。他强调日尔曼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和语言的特殊性与神圣性，强调日尔曼人的使命感[21]。显然，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从他那里汲取了灵感，他们在宣传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时也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国语、历史等与传统文化有关的科目受到高度重视。他们认为国民的精神训练“大半是靠历史地理知识以沟通国民情感，而实现精神上的统一”[22]，有的甚至将教育宗旨定为“精忠报国”，“慈祥恺悌，独立进取”[23]除了这最后一条具有点现代气息外，前面两条很明显地是属于传统的思想范畴。不过国家主义者并不打算深入地发掘传统思想资源，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符号，一种用以与外来文化来区别和对立的宣传语言，他们并没有像某些典型的文化民族主义者那样细致地阐发传统文化的精微，因此，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不彻底的，带有很强的策略意义。　



第二，国家主义者在宣传其教育宗旨时，只是单方面的强调国民对国家的职责与义务，很少强调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只强调国民对国家的绝对服从，基本上没有涉及如何建设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国民国家。因此，作为政治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国家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　

第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非常明显是针对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国家主义者以国性、国民性高于个性，对于独立人格之建设他们认为以前强调太过，重视了个性，忽视了国性和群性，因此现在应当矫枉过正。当然，不少国家主义者如余家菊、李璜等都受过正规的西方教育，他们并不绝对排斥个人主义和平民主义，不过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为国家服务“实为个人发展之必要途径”[24]。对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他们的批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和平的世界主义对中国来说尚是奢侈品，中国必须先强大起来才有资格主张世界主义，否则就是任人宰割的对象，另一面是批评“工人无祖国”的国际主义的观点[25]。　

三

在教育行政上，国家主义派主张由国家统一管理一切教育机构。　

与西方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一致的是，中国的国家主义者在教育管理上也主张由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在这方面以陈启天论述最多，他甚至自己造了一个名词：“统一教育权”。他解释说，这是指教育必须从全国着想，不宜从一个人、一个地方或一个阶级的角度着想，同时表明教育是一种国家事业，不是私人事业，也不是地方事业，当然更不是教会事业和国际事业[26]。因此统一教育权的意义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把教育权从地方和私人手中收回中央，由国家统一规划处理；二是将教育权从外国人手中、从传教士手中收回国家。只有这两个方面落实了，统一教育权才能实现。　

陈启天之所以主张由国家统一教育权，其最主要的依据是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工具，“国家以教育为实现国家目的工具”，发扬国性，培养国民，均赖教育为立足的根本[27]。但这个观点并非是陈本人的创造，从他引征的资料看，他主要是采用了美国教育家孟禄的看法。孟禄曾说过，“实际近代国家都已知教育为发展国性的工具”，“是促进文化的工具”，“是改造国家的工具，可使弱小的国家，成为强大的国家”[28]。既然教育有着如此重要的功能与作用，那么自然应当由国家来掌握。怎么看待陈启天的主张，我认为由国家统一管理教育，尤其是中初等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已是大势所趋，对于中国这样的后现代化国家来说，教育力量的适度集中的确可以为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提供强有力的动力资源。但问题在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上高度集权的国家，如何做到纲举目张，统而不死，既充分调动地方和私人及团体的办学积极性，又要保证在教育发展方向及统筹规划上不致出现混乱和大的失误，导致教育资源浪费。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远非简单统一就能解决了的。陈启天当然不是没有考虑过统一教育权的操作问题，只是他考虑的都是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他认为必须确定“国办教育”的范围与维持经费，他对于国办大学教育、义务教育和平民教育、师范教育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还强调必须制定各种教育的标准与考试的方法，因为当时中国的公私立教育极其混乱[29]。为了使国家教育走上正轨，陈启天提出必须严格取缔私立学校，当然也包括教会学校，使那些不遵循国家教育宗旨和标准，纯粹为某种特殊目的设立的学校一律勒令停办。对于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教育、侨民教育、边疆教育乃至提高教师待遇问题，陈启天也都有所指陈。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强国家对教育事业的监督，这是包括陈启天在内的所有国家主义者的共识。　

在统一教育权时，如何使国家统一集中管理教育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原则不致发生冲突，国家主义者很少考虑。自民元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以来，民主主义(当时称平民主义)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界已有相当影响，但是，在国家主义者看来，民主主义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只要国家把教育权收上去了，一切问题自可迎刃而解。　



四　

尽管中国国家主义与近代世界民族主义在许多方面相契合，且其主张在学理上并无窒碍，但是它存在一个致命的错误，这就是它主张以国家为本位，基本舍弃了法国大革命中所确立的“主权在民”思想，而后者正是近代政治民族主义的本质内核，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将教育完全视为国家的工具，而忽视了教育自身的内在要求，它要求培养的不是具有现代独立人格且具备国民国家观念的公民，而是只知道义务不知道权利的顺民。国家主义不仅追求国家教育主权的独立完整，追求国家教育行政的高度统一，而且企图借教育来钳制思想自由，以保证意识形态的统一，这表明教育民族主义在中国发生了畸变。在中国，国家主义教育是作为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近代教育民族主义在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橘逾淮为枳的局面，究其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近代中国在从传统王朝国家向近代国民国家的转变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思想积淀和制度准备，基本上是外力推动所至。在传统中国，王道与教化紧密相连，教育是君主德被天下，化及荒外，驯服子民，确保王朝大一统的重要工具。明德修身作为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为官僚机构陶铸合格的“产品”。这种传统的教育理念与追求国家统一的近代民族主义在浅层次目标上是极易契合的。因此国家主义者能够很顺利地使用传统文化符号来构建统一的民族意识，并以之作为民族认同的对象，使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蔚为大潮。但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种保障每个民族成员自由、权利、利益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国民国家，它的思想基石是“主权在民”思想，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国家的权力由人民赋予，而国家主义者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却本末倒置。其二，近代中国政治上所面临的瓜分豆剖的危急局面和文化上所面临的西化与基督化的严峻挑战，迫使民族主义寻找各种资源和力量来挽救危亡，教育作为维系国家统一，进行政治整合的重要工具自然被高度重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阶段性目标逐渐演变为终极性目标，教育自身的任务完全被忽视。教育在放弃了培养近代型人格的人本主义目标而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性角色后，不仅教育本身的现代化无法完成，而且国家政治的现代化进程也遭到扭曲。这样，中国国家主义就离它所追求的建设现代国家的目标越来越遥远了。

注释：
[1]博伊德等著：《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24-325页。
[2]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54-555页。
[3]罗振玉：《教育私议》。《教育世界》第1册。
[4]罗振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