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压力而出现的。西方的各种压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侵略，然而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经过记忆的重构将这些转换为资本主义精心的政治阴谋，因此没有摆脱传统的情绪化反应这一模式。这一模式可能很激烈，但也不会很持久。如果他们认为压力减弱，反西方的情绪也会渐趋平缓。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只是暂时的、盲目的、非理性的。这一特征是一直缠绕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挥之不去。以王小东等代表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试图在理论上建构民族主义，摆脱单纯地由民众情绪来主导民族主义，使其不断地走向成熟，走向一种理性的、持久的、理论化的民族主义。王小东以西方的生存空间理论、社会进化论等重新构造民族主义，并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倾向。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改变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民族主义，它更带有扩张性而不是封闭性，更带有侵略性而不单单是防卫性。这点新的变化值得注意。但这样的变化不足以摆脱情绪化的缺点，恰恰因为其理论的极端性而产生的非理性冲动加剧了情绪化。

这种情绪化也表现在民族主义的言说之中。王小东们希望痛快淋漓，在国家外交方面，要加强军备，反抗霸权，要敢于战斗，除强扶弱。这样的情绪也表现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说中，他们蔑视纠缠于细节和逻辑的学者，认为是迂腐和"胡搅蛮缠"的表现。他们的文章希望痛快淋漓，气势磅礴，不拘逻辑，而以震撼力来感染读者。这样的情感宣泄极易走向口号似的呐喊，甚至是非理性的狂妄与自负。王小东曾在文章中这样评价现代中西方思想家，他说："在现代，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西方并没有出什么像样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确实还在涌现一些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的那些'伟大思想家'往往只是在那里自私地谈论自己的那点小利益，伪善地装装'博爱'、麻痹麻痹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人民而已。虽然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迄今为止表现得比西方的知识分子更思想贫乏、更弱智，但我相信，21世纪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多半将出在中国。"[19]

中国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个致命缺陷在于其内容空洞化，仅仅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许纪霖语）。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特征使得其从根本上无法提供关于国家的建设性的意见和问题解决办法。它过分强调国家本位，以国家作为一个不加划分的利益主体，而构成国家的最基本单位--个人却没有得到考虑。民族主义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只是在民族关系或者在民族国家关系方面表现出一种情绪、姿态和策略，但在国家内部如何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没有任何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在经济方面的持久动力，经济中的单位不是国家、民族，而是个人。缺乏对个人的关注、尊重和激励，空谈民族，无法获得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同样，过分强调民族国家的权力，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与现代政治发展趋势相背。但不可否认，民族主义会增强民族凝聚力，在很多方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其本身并没有提供发展经济或政治的具体方案。

从上看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由情绪支配的貌似强大的空壳，内在建设性的不足在于它没有从前现代的文化的种族的认同发展到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从本能的爱国主义发展到理性的爱国主义[20]。而中国民族主义者甚至以文化的种族的认同忽视以至取代民族国家的认同，过分强调本能爱国主义的高尚，以贬斥理性的爱国主义的功利化。而这种转变必须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以民主的方式来保障国内的个人公民权利，使其认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体系和目标。民族主义的这一弱点已被一些学者洞悉，许纪霖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而空洞的符号，徒有激情洋溢的爱国情绪，而始终缺乏稳定的、持恒的、为共同体的人们所基本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而这些迫切需要建构和认同的实质性内容，恰恰又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所最匮乏的。"[21]在论及九十年代的国族认同时，徐贲也透露出其过分依赖于文化的、历史的、种族的认同，他说："由于缺乏价值内容和正面国族参照群体，九十年代的国族认同越来越依赖民族初发因素的维系，依赖自然或历史的象征(长江、黄河、长城、炎黄等等)，形成了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脱离公民社会建设的趋势。这种民族主义所激励的情感爱国主义和民主公民社会的宪法爱国主义是不同的。其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缺乏后者所具有的民主价值内容，前者的国族认同需要极度地以疆域界定（'我'与'非我'）来弥补其内容限定的不足。"[22]中国民族主义以盲目而热情的自我认同来对抗其他民族国家，结果却是自身的迷失和空虚。并且它批评和排斥自由主义，断绝与自由主义的理论联系，通过批评自由主义获得自身的学术自性，这决定了它在国内政策方面也不得不对自由主义指手画脚，致使对于内政建设无法提出建设性方案。这造成它的理论的主要关注点囿于中国国际关系的领域。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弱点，因此也试图表达他们对于国内政策的看法[23]。然而，他们难以摆脱的情绪化的国家本位，没有认识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代内涵，对自由主义建设性意见的严厉批评，都导致他们的所谓构想只能够变成为另一种空洞的口号。

从理论上来说，民族主义的思维逻辑经常是集体主义的。它的重心不在个人，而在于民族与国家。中国民族主义尤其如此。它认为：现代的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单位是民族国家；由于生存空间是既定的，所以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是弱肉强食，完全是竞争的，相互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因此合作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有限的，在根本的国家利益和资源等方面则是完全竞争的；只有唤醒人们的尚武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民族国家的作用来实现民族利益。在这种逻辑之下，个人完全没有得到必要的关注，中国的民族主义把个人都看出无差别的个体，没有看到或不愿正视个人在利益和权利享有方面的巨大差别，没有看到不同个人在对待国家制度时产生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认同危机。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把着眼点落实在个人。

民族主义要求任何个人都要忠诚于民族和国家，强调国家利益。民族国家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和实现手段，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完全是正当的和高尚的。对国家的这种强调往往对政府缺乏防备。这使得它可能有意无意的成为专制政治的工具。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就有可能完全笼罩在民族利益的巨大阴影之下。民族主义只看到了个人利益寓于民族国家之中，很少看到民族利益是有个人利益构成的。完全忽视个人利益，只能虚构出一个民族的整体利益。

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张及其存在的内在缺陷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然而更令人感到可怕的是这种思想从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情绪化口号转变成国家的对外政策基础。这种担心并不是不必要的，原发型的本能的民族主义热情会轻易点燃人们心中的压抑已久的激情，在内外压力下很容易爆发出来，包括中国高层领导也完全可能陷入民族主义情绪中。这样的结果是可能会造成民族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危害。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应该看到中美的关系是互动的博弈关系，而不是静止的。在这种博弈过程中，由于中美政治文化的差异，经常会出现信息和理解的沟通不畅，甚至出现相互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对美采取强硬态度，美国就会采取相应遏制态度，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中国受伤更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萧功勤在其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及其可能的结果[24]。另外，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进入政策层面，那么不仅仅对周边的国家产生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