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危機下之鐵路建設與西北經濟和國防

　　孫中山先生對交通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認識甚早。在１８９４年〈上李鴻章書〉中，孫氏力促請政府除了要重視“船堅砲利、壘固兵強”外，更必須使“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孫氏詳細分析前三者後，在“貨能盡其流”部分中，指出舟車為近世商務發展之憑藉，並認為鐵路較輪船更重要。他說：

　　　　道之載運也。……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

　　　　若戶庭。……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

　　　　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為尤溥。……數十年來，泰西各國，

　　　　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

　　　　一方之困，而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飢饉之患。……

　　　　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比之癱瘓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鐵

並強調中國缺乏資金，必須借外債。他認為：

　　　　須抵押。若新政府借外債，則一不失主權，二不用抵押，三利

　　　　息甚輕。……且借貸築路之便宜，乃在借債可以分段而築，易

　　　　於告成，計六年之內，自可本利清償，路為我有矣。若以我之

　　　　資本，則十數年後可築成，吃虧必大。至還債之法，則道路一

　　　　經開通，物產既暢流，田土必漲價，將來由新政府征取（引者

他贊揚孫氏的“交通區域思想，較之洋務人物局限於一隅之地，尤為高瞻遠矚，具有更寬廣之戰略眼光。”[9]

　　其後，孫中山先生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表示專制時代即將結束，展望前途，建設事業刻不容緩。就政治方面而言，必須“盡掃專制之流毒，確定共和”，並提出五大政務方針：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及財政之統一。其中，關於種族與領土之統一兩者，關係於民族主義最鉅。其文曰：

　　　　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首

　　　　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

　　　　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

　　從晚清一段喪權辱國的外交史來觀察，中國革命似乎必然會召致列強瓜分。在此環境下成立之新政府，孫氏力倡門戶開放，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主張大規模利用外資以修築鐵路，引致國人的疑惑，是不難理解的。可是，孫氏認為要徹底改善中國的國際地位，以往清廷所採取的閉關政策必須完全改變，特別是清末民初邊疆極為不穩，蒙古、西藏、滿州和新疆都在外力的嚴重威脅下，隨時成為列強附庸的可能。所以，孫氏分析列強的對華政策：

　　　　眾怒。……蓋以各國對於我國皆有種種利權關係之故，如一國

　　　　有單獨之行動，即啟別國之驚疑。……故鄙人以為目前重大問

　　　　題，莫如外交。……我若改變閉關主義而為開放政策，各國對

　　　　放主義。從前我國之受害，即因凡事自己不能辦，又不准外人

　　　　來辦；然一旦外人向我政府要求，或以其政府之名義向我國要

　　　　求，我又無力拒絕，終久仍歸外人之手。如滿州之鐵路，全歸

　　　　日俄之手，即其例也。但路權一失，主權領土，隨與俱盡，此

　　　　大可痛心者。因保存小事而失大事，何若開放小事以保存大事

　　　　為愈。故今日欲救外交上之困難，惟有歡迎外資，一變向來閉

　　在了解到孫中山的鐵路與民族主義、鐵路與門戶開放及借債築路等問題後，我們再考察一下孫氏的鐵路幹線的規劃與西北地區的關係。關於孫氏在民國初年的鐵路線之記述，以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５日對民立報記者的談話最為詳盡。孫氏首先指出“實業範圍至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而求其最根本者，殆為鐵路。所以，他強調“苟無鐵路，轉運無術，工商皆廢，復何實業之可圖？故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又為交通之母。”[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