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構思當中，真正溝通全國的幹線，有以三條：

　　　　　　　川間，通入西藏，繞至天山之南；

　　　　（二）中路：起點於楊子江口，由江蘇而安徽，而河南，而陜

　　　　　　　西、甘肅，超新疆而達於伊犁；

　　　　（三）北路：起點於秦皇島，繞遼東，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

孫氏並十分強調以下原則，作為規劃幹線的準繩：

　　　　；建築鐵道，應先以幹路為重要；謀建幹路，尤當先以溝通極

　　　　不交通之幹路為重要。蓋交通尚便之地，人見僻遠之幹路正在

　　　　興築，而投資相應起營穩便之內部幹路者必多。故吾人能放大

　　　　目光，全力注意於其所難，是不啻四面包圍，適促全國人群起

　　我們若留心孫氏的三大幹線，便能得悉其計劃之宏大，與全國均衡發展之目的，均寄託其中。三大幹線的終點均為位處中國大西北的新疆與蒙古。由於這些偏遠地區比較難吸引投資者，因此，孫氏利用外資以地區區分，亦可分為兩部分：

　　　　興造某某鐵路。第三為組織公司，或全係華人資本，或中外

　　　　合資，興造鐵路，訂定租期若干年。第一計劃，擬施於邊境

這個見解，對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仍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孫中山先生關注廣大邊疆的開發，其實是受到當時中國經濟極為貧弱、內地人口過多及列強對蒙、藏等地區的覬覦等原因所剌激，而導致孫氏加強這方面的研究。此事稍為複雜，故分為改善民生和鞏固邊防兩小節，分別加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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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鐵路建設與改善民生之關係

１９１２年９月２日孫氏在北京鐵路協會演講，以滿州大豆的產銷為例，說明鐵路對促進農業的鉅大作用。他說：

　　　“當東清南滿兩路未成之前，滿州之大豆，僅由營口一處出口，

　　　　每年出口不過一百餘萬。自兩路修成之後，今則達一萬萬以

因此，經濟開發、改良生產、促進民生的效果，均一一在鐵道修築後獲得。

　　除此之外，孫中山在指示三大幹線後，特別提出鐵路建設是“破荒”之利器。他對“殖邊移民、開濬利源”是極為關切的，因此，北路（秦皇島至烏梁海）建設尤為急迫。他解釋說：

　　　“更有進者：貨之棄於地，必荒僻為多。荒僻之足以移民，為世

　　　　界所公認。生齒之繁，至吾國而極矣！僅以內部（按：指本部

　　　　十八省）容吾民，恐即交通便利，而謀仍難，即興礦務，尚有

　　　　工不應人之虞，農產無可加闢，早有不食不應工之患。……吾

　　　　（國）有天然固有之殖民地（按：指西北地區）置而不經營，

中國歷代均有移民實邊之政策，孫中山對此可能有借鑑歷史之處，但就其所建議而論，殖民計劃之鼓吹，主要時針對內地人口過盛的情況。為我國過多人口尋求有效而簡捷之殖民區，那有比西北更廣大、更遼闊的地方來渲洩眾多的內地人口。因此，僅就人口移殖一點而論，就充分說明孫氏規劃的三大幹線均以大西北為終點的現實意義。[7]

2.        鐵路建設對鞏固國防的貢獻

　　此外，修築鐵路亦可以減少養兵之數。以中國廣闊的疆域而論，若缺乏有效的運輸工具，即使有兵二百萬，也不足夠應付外患。孫中山說：

　　　“譬如中國有兵二百萬，分布二十餘省，平均每省不過十萬

　　　　人，以三十萬兵，即可以制我而有餘。……且交通不便，

　　　　則運兵運餉，俱不能速，及其到時，則大事去矣。故名為

若新疆被外國軍隊入侵，後果實不堪設想，因支援的軍隊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非用上三個月的時間，不能從最近的省份抵達伊犁。概括而言，中國因缺乏鐵路，故“幅員雖廣，自南而北，自西而東，交通不便，載運不靈，雖大無濟。”[6]

　　在討論鐵路對保全領土的意義上，孫氏認為修築幹路的工作，“尤不可復”。他以民初的邊疆為例，沉痛地指出：

　　　“現在以國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滿及蒙古橫行，日本在南滿州橫

　　　　行，英國在西藏橫行。若我國兵力能保護邊圉，斷無此等事實

　　　　。然我國果無兵乎？則何汲汲於籌借外債，遣散軍隊。既須遣散

　　　　，其額必多，然用兵之時，則併一兵而無之。此何故哉？此即

　　　“滿州、蒙古在日俄勢力範圍下，如批歸日俄承辦，適中日俄之

　　　　計，中國前途，益形危險。如另覓他國，而不歸日俄承辦，日

[12]因此，以往列強藉築路而劃定之勢力範圍，在新的條約下，孫氏認為絕對不會再次出現。

　　當孫中山還是臨時大總統時，他曾致電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希望他們能推舉代表前往南京討論國事。孫氏在電文中指出：

　　　“漢蒙本屬同種，人權原自天賦，自宜結合團體，共謀幸福。…

　　　　…今全國同胞見及於此，群起解除專制，……政體雖更，國猶

　　　　是國。……諒諸公明達，必表同情。……蒙地遼遠，或未甚悉

　　　　，而俄人野心勃勃，乘機待發，蒙古情形，尤為艱嶮，非群策

　　　　群力，奚以圖存？夙仰貴王公等關懷時局，眷念桑梓，際此國

對於外蒙獨立一事，孫氏願能有所補救，以免國家陷於分裂。唯此事蒙人蓄志已久，俄人又乘勢向外蒙擴大影響力，致使孫氏此電文，難收實效。同年１１月９日，《俄蒙協約》披露。一星期後（１１月１６日），孫中山在〈致袁世凱勸不可承認俄蒙之約電〉中，表示：

　　　“華日聯盟，大有可望，假以半年至一年之時，當可辦到，故俄

　　　　蒙之約萬不可承認，當出以最強硬之抗議，使此問題延長時日

　　　　，則必有良善之結果，目下儘可以不理處之，以觀俄政府之行

　　　　動。再俄蒙之舉，不過一二好大喜功之徒欲乘我之不備，以博

同年１２月，孫中山先生更以極高的筆調發出〈錢幣革命通電〉，主張利用舉國一致的民氣，與俄人周旋到底。他說：

　　　“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而攫我蒙古。……我國人皆知

　　　　蒙亡國亡，與其不抗俄屈辱而亡，熟若抗俄而為壯烈之亡。故

孫氏主張以激烈手段來對抗俄人。為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他公開呼籲實行錢幣革命，以解決國家財政的困難和促進社會之工商事業，以期在半年內

　　總之，孫中山希望利用鐵路來溝通交通極不方便的西北邊疆，利用現代化運輸工具來對西北殖民，並藉此改善該區的經濟條件和鞏固西北地區的國防。

一、        結語：民族主義之經濟基礎

　　本文探討清末民初中國西北邊疆地區的狀況，特別是蒙古和新疆的變化，來說明維護領土完整，民族獨立運動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若缺乏這種條件而要完成上述目標，將會遇上重重的困難和障礙，而最終之結果，也是難逃厄運。

　　從晚清新疆和蒙古的史實觀察，新疆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出現阿古柏政權，朝廷曾因其僻處西陲，發展緩慢，企圖放棄，最後經左宗棠力爭，才採取積極立場，派兵平亂。事後，左宗棠鑒於新疆乃我國西北之門戶，地位極為重要，而又極之空虛，便提議改變傳統的管治架構，建立行省，以加強與內地的關係。經過左宗棠、陶模、長庚等人的努力，新疆的政治經濟狀況遂有所改善，農業開墾、水利建設有一定的進步，令新疆人口急遽增加。對新疆的穩定發展，奠下了一定基礎。此外，新疆傳統政治力量亦被削弱，伯克的政治地位下降，影響力減少，對新疆推行“新政”，營造了較佳的環境。“新政”在新疆推行收到良好的效果，因此，在清末民初一段時間內，新疆仍能維持統一，避免受到英、俄的進一步壓迫，形成一個粗安的局面。

　　與新疆建省的情況不同，蒙古在晚清基本上仍然實行維持二百多年來實行的盟旗制度，傳統的政治力量沒有絲毫動移。因此，當清政府需要推行移民實邊的墾荒政策時，因觸動蒙人的傳統利益，引致相當鉅大的反抗，加上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手段過於急峻，眼光過於著重在財政上的收益。對牧民因改變而出現的抵觸情結，不但並未加以疏導，反而強行以武力解決。因此，蒙人便積極謀求俄人的介入，以祈求能夠脫離中國的管治。最後，由於俄國的軍事參與，終於釀成外蒙之獨立運動。

　　比較一下晚清“新政”在蒙、疆的不同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疆在建省後曾經推行一系列的措施，令回民亦獲得經濟上的好處，並令新疆能夠稍為充實（包括農墾面積、水利工程及人口增長等方面）。相反地，蒙人在“新政”及“墾荒”的過程，不但沒有獲得實際的利益，反而增添不少負擔。所以，蒙人對“新政”實在沒有多少好感。最後，經俄人的煽惑及辛亥革命爆發帶來的機遇，外蒙遂宣佈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