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践证明，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维护社会的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一种旨在影响政治决策的政治参与，它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寓于一定的政治生态环境的行为。本文通过分析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提高公民政治参水平。

　　论文关键词 政治生态 公民政治参与 有序发展

　　近年来，随着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我国开始大量出现了合法的制度化的参与行为，如投票选举、投诉、诉讼和信访，也出现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如抗议和暴力对抗、越级上访、围攻基层政府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以政治生态学的视角对当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环境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有助于逐步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有序化，以更好地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一、政治生态学与公民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

　　政治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探讨社会政治现象及其环境关系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它运用生态学的方法，从政治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参与是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行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公民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实践行为，具有生态系统属性，它与周围的政治系统和国家社会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把政治体系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借用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它，考察它与政治参与的关系，那么，它也不例外，一方面，公民政治参与受政治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组织化程度、文化观念等要素，这些要素会影响和制约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公民也会应用政治参与影响政治系统发展，如通过如上访、投票、选举等活动使政府的决策体现自己的意志，促进决策的科学和民主化。

　　二、公民政治参与的政治生态分析

　　政治生态理论侧重于研究环境因素制约分析方法，这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视角。针对当前我国出现的非制度化、无序化公民参与等问题，从政治生态学三个要素——经济要素、社会要素、文化要素来分析政治参与，对规范和推进政治参与的发展具有较大意义。
　　（一）政治参的经济要素分析
　　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首要生态要素是社会经济机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亨廷顿认为：“民主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前景。”“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呈正的相关关系”。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政治参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这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参与的层次和水平从整体上大大提高。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大关系。生活水平提高使得人们不用整天为温饱和生计而操劳，可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公民的政治责任感，国家公共生活等较高层次的精神境界上。二是公民的政治沟通水平和公民的政治资讯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改善了参与渠道、方法等，比如网络微博、博客。
　　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的差别也对政治参与产生重大影响。它使利益冲突和利益协调成为中国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我国社会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使社会利益分化日益严重，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在利益协调的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公民越来越从本群体的利益要求出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为维护其自身合法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认同，加强与政府的联系，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倾向于向政治系统表达各自的特殊利益和政治诉求。目前我国缺乏可遵循的利益表达、利益竞争的制度化规范约束，这导致某些个人和阶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政治资源谋取利益。在谋取利益的过程中，部分个人和阶层对于参与行为、后果以及应负责任缺乏理性的认识，在政治参与的方式、程序、过程表现出盲目性和随大流等特征，往往采取静坐、围攻政府等非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方式。这在很大程序上干扰了社会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严重危害我国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
　　（二）政治参与的社会生态要素分析
　　按照政治生态学理论，我们应该把政治体系、政治生活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自然的背景和环境之下，给予全方位考察。社会体系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政治决策、政治行为，应当与社会和自然相调适。完整的社会体系是由不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要素组成。要使社会体系成为一个完整、严密、有机的整体，必须合理、顺畅地把社会各要素组合起来，建立相应的整合机制。它就是现代组织形式，如阶级，阶层，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是当代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汇聚点和表达者，其优势作用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社会组织具有较强凝聚力，能把所有成员团结起来，形成高质量的利益综合，从而在政治参与中发挥较大作用。其二，社会组织通过发动团体成员，参与策划战略，进行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从而对政治系统的决策活动施加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虽绝大部分公民是以组织或团体名义参与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政治见解和要求方面却可能完全相反，公民的政治行为，基本没有经过组织协调。同时，由于一般组织自立性差，在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方面功能不强，使得无法对组织成员的政治要求作出积极回应。因此，虽然大多数公民都是一定政治组织的成员，然而参与政治活动时公民很少以组织名义出现，参与行为较少体现组织性特征。相当部分公民在向政治体系施加影响和提出要求的过程中，干脆直接直接以个体的名义。于是，中国政治参与陷入这样一种矛盾状况，即表面上的有组织和整齐划一，而实际上的混乱分散和无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