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影响外交战略的解释路径
　　冷战后，中国积极顺应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稳步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国多次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用和平手段实现发展，用合作的方式获取共赢，积极融入现有的国际体系，适应当前世界的发展氛围。但中国也明确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依照西方线性逻辑思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主要目的就是谋求国内的和平与发展，就意味着中国在必要时会放弃部分正当权益，甚至牺牲核心利益来换取国内的和平发展。正是基于此，近年来日本、菲律宾等一些国家才会在美国的暗中默许纵容之下无所顾忌地在中国东海、南海频频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但事实证明，他们都对中国做出了错误的战略预判。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思维并不是在一条意义链中思索与求证，而是把认知冲动向相邻意义链传递。在中国看来，通过一时的隐忍与克制的确会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带来一定的效果，但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获得安全收益的消极举措，必须以其他国家给予积极和善意的回应为条件。如果无法获得善意的回应，甚至变本加厉，不仅使自身的核心利益持续受损，而且获得安全收益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保持一个持续和平稳定的局面将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反而不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和平发展并不意味着放弃正当权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相反，放弃核心利益的和平发展不是和平发展的真正要义。坚决捍卫国家的核心利益与走和平发展道路两者在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中国的思考方式并不是沿着一条意义链线性展开，而是更倾向于通过意义链之间的意指而达成意义的理解。可以说，这种思维方式促使中国在对自身战略的认识与分析上带有明显的“非线性”与“辩证”特征。
　　（三）价值思维对冷战后中国外交的影响
　　优先考虑“价值”的判断而非优先考虑“事实”的判断，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更倾向先从价值层面而非事实层面评判人与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进行价值判断而不进行事实判断。相比之下，西方人则更倾向优先考虑事实判断，以事实判断来统摄价值判断。
　　中国独特的哲学本体论奠定了价值判断优先思维的根基。因此，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目的是求“善”，而对于西方哲学来说，本体论是以“是”为核心的逻辑推演系统，其内在目的则是求“知”、求“真”。既然中国哲学是求“善”的哲学，那么“善”无疑成为思维的轴心，一切思维过程均围绕这一轴心而展开，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基于自身需求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与价值标准。因此看待对象时，所关注的并不是对象“是什么”，而是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功能与主体的价值观念、价值意识之间的关系，进而做出价值评判。
　　价值判断优先思维促使中国对国际事件倾向于从价值层面去思考，更侧重于对应然关系的分析与判断。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就明确表示：“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实出路。当务之急是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尽快开启政治对话，就制定政治过渡路线图、组建过渡管理机构等问题，找到能充分反映叙人民意愿、为叙各方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有关各方为此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对于缅甸问题，中国也多次表示“国际社会应发挥建设性努力，推动缅甸局势朝着和解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中国在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都表露出鲜明的价值取向并为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应然”之策。随着中国逐步走向开放、自信，积极融入世界，中国必将在国际社会中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进一步提高自身“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
　　但是价值判断一旦泛化，则有可能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当下，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许多网友往往通过网络发表自己对某些事件的看法。但在一些国际事件的评论中，有些网友罔顾事实，把对某一特定对象的价值评价推广到所有对象之上，流露出明显的价值判断泛化倾向（如把日本“极右翼”的负面评价无条件地推广到所有日本人身上）。后经由匿名网络的暗示、感染与模仿，很容易形成极端偏执、狭隘、非理性的群体心态。可以说，一旦这种民间舆论形成，中国对外政策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避免价值判断泛化，积极与对方进行文化交流与沟通，不仅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角色的需要。
　　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的原始基质，在思维方式中就已经沉积出了这个民族思想未来走向的路基。这些思维方式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理念的建构视角与阐释方式，而且也制约着中国对国际事件与自身战略的分析和解释路径。虽然当下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侵蚀”，包括思维方式也受到了西方思维方式的有力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中华民族绵绵文化底蕴之上孕育出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依然从深层次上指引着中国的外交方向，甚至建构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也是中华文化积淀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