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该书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认识历史，具有重大的理论方法借鉴意义。尽管弗兰克估算白银的方式以及认识各地区的程度可能受资料所限，难以达到令人信服的地步。但是从全球经济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或是其他地区，以及认识横向历史所发生的系列事件的因果关系，毕竟是一种新的角度。
　　中国近代《竹枝词》有一首次是这样写道：“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丝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中国沿海物价与海外洋船的关系问题，以往的研究当中，我们只会侧重于国家政策对于海外贸易的压制或是中国农业国家的自给自足，从而得出中国是个封闭国家的印象，难以理解沿海社会的真实情况。全球视角可以为我们再次认识古代的中国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窗口。

　　三、从《白银资本》的研究评论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不足

　　实际上，中国老一辈学者对于明清时期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也较为重视。像梁方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关注了中国的白银流入问题，而他对于白银问题的最终解释是大量的海外白银被中国的赋税体系所吸纳，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刺激效用不大，反而使得中国经济在晚明呈现一种畸形的繁荣。囿于史学史野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梁方仲并没有把白银问题放在全球经济视野下来进行论述。全汉升也是一个对白银问题论述较早的学者，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关于中国白银流入问题的论述，他的见解是重要的，他初步估计了中国明清时期白银流入的数量以及对于世界经济的意义，但他关于白银问题的论述大都是在国外完成的。
　　然而，正如全汉升所论。白银问题确实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这不仅是一种交易媒介和商品，从现在的研究来看，白银也是当时世界形成体系，世界经济逐步形成固定市场的催化剂。在这里，国家对于白银的利用决定了这个国家潜在发展潜力，民族、贸易、冲突、文化等许多因素交融在一起使得认识明清时期的世界与中国是个复杂的话题。显然目前研究的状况是不够的。从《白银资本》的研究评论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和认识来看，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历史学科太过分散，各领域的最新成果难以为其他领域所认知，历史的统一性与通变性变得日益困难；二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太过于单调固定，尽管史无定法，然而对于一些需要多种学科交叉的研究课题，单纯的历史学显得较为困难；三是史学思维的凝视不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影响至深。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生产力、历史发展的进步性、唯物主义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命题。
　　《白银资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畅销和受人关注？为什么中国学者难以写就一部蜚声海内外的历史著作？张国刚在评论中国西方理论的时候认为，中国史学界的内部隔膜是导致对西方理论态度失衡的重要原因，西方学者好以自我创新为主旨，然而中国学者惯以整体之力建构普适性理论。中西方的思维差异我们是需要正视的，但是国内不同专业学者缺乏交流导致内部隔膜尤值得重视。就如刘北成讲的那样：“我们中国学者对于近年学界新突破惊人地忽视和漠视。关于明清两代中国经济乃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部分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取得了新的共识。……大多数世界史学者视而不见”确实，中国历史学科自分散之后，便各自为战。经济史、考古史、世界史、民族史、文化史等等领域成为新的学科界限，因而各种领域的新成果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史学方法的危机，已经喊了许多年了。自全球史学危机至如今，历史学的地位依然在慢慢消沉，方法的危机依然显现。当然，目前学界对于史学方法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加强社会史的研究，重视经济学、人口学等不同领域、学科的交融与荟萃。但是就笔者看来，经济史的研究不在于学科夸得有多么广泛，经济学利用的有多么深奥，史学的成就往往是与史学视野与思想理论相伴生。没有思想理论，空谈方法只是空中楼阁。西方学界为什么能够产生经久不息的史学大家和思想。就是因为理论的创新比方法的革新更为重要。理论的产生需要历史的沉淀，更需要政治环境与学术环境的宽容。
　　中国史学界史学思维的固定与凝视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尝试突破马克思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束缚，重新审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但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演进的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力等等的论述依然阻碍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更深层次挖掘。社会进步和演变的单线思维依然挥之不去，复杂的历史需要复杂的头脑。打破固定的思维和僵化的理论也许你能得到不只是收获，而是正确认识历史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