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致良知与格物致知、“认识你自己”
　　致良知是王阳明关于“理”与“知”关系的探讨。在此之前，宋代朱熹倡导的“格物致知”与古希腊苏格拉底基于“美德即知识”提出的“认识你自己”，都是关于这对关系的探讨。通过与这两者的对比，旨在说明致良知的主观性特征。关于“格物致知”，朱熹的解释是：“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意思就是亲近世物、习得天理来达到“知”。“格物致知”与“致良知”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人应该以外在客观存在的“天理”为行为规范，通过“格物”来认识天理、遵循天理；后者主张人应该通过自身的内修、自心的发明达到良知。关于“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认为，德行的依据在于知识，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一定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他所说的美德与理学家所说的“理”在根本上是大致符合的，即是“理念”、是“善”。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认识你自己”实际上是一种“理性本体论”，以理智为本。而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一种“情感本体论”，以内心情感为本。总的来说，朱熹与苏格拉底所笃信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理”与“善”，通过学习来习得这些道理与规范，属于客观唯心范畴；王阳明主张的是一种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良知”，通过发明本心来达到良知，属于主观唯心范畴。
　　从“致良知”的主观性特征，我们更能够理解阳明的官民观，他主张官德，是因为他认为官吏只有恪守职德，才能说明他们从本心上的正心，才能为民之表。他主张明德、亲民，也是看中了人本心中“德”与“仁”的决定作用。他主张“觉民行道”，更是因为清楚只有唤醒民心中的“良知”才能真正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
　　（三）致良知与“三代之世”的政治理想
　　“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 在王阳明看来，理想的可恢复的政治形态是像“三代”之时的那样，官民相信、官民相亲。这些都是致良知的结果。现在的世界如果想要恢复到“三代之世”，也可以通过致良知来实现。
　　在阳明看来，“三代之世”之下，官与民的关系相去不远，官与民并没有根本的对立与差别。无论是官还是民，在本心上都是一致的，都可以通过“致良知”来成为圣人，共同创造治世。现在的世界虽然已经离“三代之世”很远了，官民关系也比那时变得面目全非，但是通过“致良知”是可以恢复“三代之世”的。因此，为官者应该秉之廉德以率民，应该明德、亲民，应该用“觉民行道”的方式帮助百姓发明本心。王阳明的这些官民思想都是为了让官与民“致良知”，而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三代之世”的政治形态。这才是阳明官民政治观的理想。

　　三、 阳明官民观的今世价值

　　王阳明的官民观虽然仍是要实现儒家的治世理想，但是其实现路径与儒家纲常礼教的传统已经是极大的背离，这也是后来王学遭禁的原因之一。他主张官民皆可以通过“致良知”成为圣人，尤其认为百姓也可以通过发明本心“致良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是难以被统治者接受的。不过，五百年后的今天，王阳明官民思想正切时宜，与这个时代紧紧契合。因此，我认为阳明的官民思想在当世具有珍贵的指导价值，当下政府要想成功转型必须理解并汲取阳明的官民观及其“致良知”的思想。
　　随着我国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信息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的时代，民众接受信息的渠道与数量早已不可能任由政府控制，民众接受信息后的反应量与产生的个体思想更是远远超出了政府直接控制的极限。“愚黔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政府必须认识到，现在是一个开放化的时代，是一个人民的个体性不断解放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官与民之间的差位将在这样的开放与解放中不断缩小，中国政府不再是也无力再是大包大揽的政府，中国的官民关系将在政府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浪潮中走向规范。而顺应这一潮流，政府有必要从阳明官民观中汲取智慧，为官者，当修德于己、明德于民，当亲民，当为社会传播正道；政府者，当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提出“中国梦”，这一想法与阳明“致良知”的思路可谓不谋而合。我们的国家有国家的梦，我们的家庭有家庭的梦，我们个人有自己的梦。梦的实现正是“致良知”的过程，为官者、为民者，都要“致良知”，从内心出发去投入到圆梦的实践。王阳明的官民观与“致良知”必将在这个时代得到最有力的运用与检验，中国政府也终会在阳明思想的指引下探索出本世纪民族复兴的坚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