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行政责任是不独立的，下级机关的责任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权力相对集中。显然，司法关系与行政关系有着本质的差别。行政关系首要的条件就是保证行政的有效性，即相关指令的上传下达，并及时采取行动；而司法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保持社会公正性，平衡具体的利益关系，因而使得司法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

　　司法关系首先就涉及到法律解释问题。由于成文法的规定具有抽象性，如果用狭义的方法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势必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只会出现“削足适履”式的笑话，因而产生了专门的法律解释机构，专门负责法律的解释和法律规则的适用。

　　其次，司法系统的基本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它对现有法律规则作出了灵活的解释，而对于法律规则尚未规定的内容，也要在作相应的变通后给予明确的解释(如变通解释)。

　　再者，就是法官判断的独立性。法官是社会结构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不应受任何社会力量的支配，法官对自己的判决负责，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和行政关系的整体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司法关系与行政关系的价值导向不同。司法关系关注的是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因此，它往往不像行政关系那样具有主动性，它并不是主动去干预社会事务，而是坐等当事人上门。民事纠纷中的“不告不理”制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自己能够达成新的利益平衡，也就不需要法院来干预。

　　三、行政关系与市场化改革

　　市场经济是瞬息万变的，供需关系在不断改变，个人的预期也在不断改变，显然，单一的规则不足以应付这样一种变动的社会，这是市场关系的主要特点。如果用单一的行政关系来管理(管制)经济，就无法真正反映市场的多变性，结果是“一统就死”。但是，仅有司法关系也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所述，它往往具有消极性，即只能在市场关系出现问题时才进行干预和调整。介于二者之间的大量经济事务是自主性行为，是与“自由竞争”相联系的。WTO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干预。像WTO中的非歧视待遇(主要体现为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它的作用也就是鼓励平等竞争，减少政府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事务中存在着过多、过滥的行政关系，它既是计划经济存在的产物，也是我们延续传统行政管理经验和方法的必然结果，是多年改革之后仍然没有摆脱的一个“阴影”。依据我国加入WTO所作的承诺，我们将开放国内市场，或是在过渡期后开放相应的国内市场，因而将自由竞争引入了国内市场，将自身置于世界性的经济竞争环境中。对于国内的生产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竞争方式能够有效地限制，甚至消除行政干预，彻底摆脱行政关系，从而尽快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行政关系下的市场经济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如两套运行规则并存，这无异于鼓励人们从事“寻租”行为(即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价值实现)，这样既能够充分利用行政关系所赋予的特殊权力、特殊政策规定，又能够将这种特权在市场中及时兑现其价值。加快行政关系的改革，实现单一的国民标准、公平竞争成为当前行政改革的首要任务。而减少国内市场准人的审查是实现国内单一国民标准的关键。对外开放，首先是要对内开放，加强国内竞争，形成国内竞争的市场环境。从我国的改革以及其他市场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凡是国内竞争搞得好的，国际竞争力就强，也就不怕开放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凡是在国内搞垄断的，竞争力就会丧失，即使原先有很强的竞争力，也会由强变弱。

　　总之，我们需要有步骤地、有针对性地改革行政关系，而不是被动地、毫无准备地接受WTO的规则，那样会极大地损害行政管理的整体性和有效性，不能有目的地实现国内的单一国民标准，增强国内竞争的实力，如此，我国加入WTO，或是过渡期之后所直接面对的将是严重不利的国际竞争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