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事合同与行政合同之间的区分，在理论上有较为一致的认识，但在具体个案中的辨识却复杂得多，结合具体案情分析“合同目的”与“合同履行的决定权”，是作出正确判断的难点和重点。

　　[关键词]行政合同；辨识；合同目的；合同履行决定权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1-0035-03

　　前些年，经营城市的理念一度盛行，借助市场平台盘活国有资产之风遍及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以政府或者政府各职能部门为当事人一方的合同随之大量出现。此后随着城市管理体制的变革、人员的调整以及城市建设规划的变更，其中的一些合同不可避免地面临废止或变更问题，由此引发了不少纠纷；一些地方把这类纠纷简单地归为行政合同纠纷，给纠纷的妥善解决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本文结合相关案例，试对这类合同的性质判定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案情概况
　　1999年7月，某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响应地方政府号召，与自然人程某签订协议，名称为《某立交桥一、二、三号地下人行通道经营权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总括起来内容为：某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将该立交桥一、二、三号地下人行通道的经营权有偿传让给程某，期限30年，转让费于协议签订后5日内一次性付清；在不影响规划、通道安全情况下，由程某自行办理有关手续，依法经营；在协议有效期内，除遇城市规划建设和国家政策及政府指令等不可抗拒因素外，不得随意解除等。
　　协议签订后，程某一次性交纳了30年的转让费。随后，程某接手三个地下人行通道进行装修改造，开设了商场、旅馆等进行经营，但是仅办理了门头改造、装修的规划审批手续。2005年7月，根据市政府的统一安排，某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将包括协议项下地下人行通道在内的市政设施，移交所在区政府城建局管理。2007年，市政府下文开展“城市管理年”活动，其中就包括对协议项下地下人行通道的清理工作。据此，某区政府清理违法建筑办公室在限令程某自行拆除未果情况下，强行拆除了其在通道内搭建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随后，某市政工程养护管理处和某区政府城建局联合向程某发出终止协议的通知。
　　程某认为强行拆除行为和终止协议通知均违法，开始多处上访，后于2008年3月经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分别起诉至某区人民法院。该区法院就程某不服终止协议通知的诉请所立案由最初为“行政合同”，后经审查分析，认定该涉案协议应为民事合同而非行政合同，据此驳回了程某的诉讼请求。
　　二、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辨识标准的理论分析
　　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的辨识，从理论层面上讲，就是从宏观整体上解决两类合同有何区别问题，众所周知，关于判断标准，我国目前尚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学术界大多从两类合同的内涵和特征入手，对两类合同进行区别，并以此作为判断标准。通说认为，两类合同有以下区别：
　　其一，合同主体方面。行政合同的当事人必然有一方是行政机关；而民事合同的当事人并非如此，当然有时也有当事人一方是行政机关的情况。
　　其二，合同目的方面。行政合同的目的是实现行政管理职能和目标，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行政合同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即执行公务以实现前述目的的方式。民事合同的目的是实现当事人各自的私法意义上的经济利益，民事合同是当事人双方遵循市场规律进行交易的方式，而非一方执行公务的方式或者结果。
　　其三，合同履行的决定权方面。行政合同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行政机关，对行政合同的履行享有行政优益权，即享有单方变更合同内容和解除合同的权利，且该权利的享有不以合同中是否有约定为前提。民事合同中的任何当事人一方，均不享有该等权利，除非合同明确有约定或者符合《合同法》规定的法定情形，否则均不得单方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其四，合同的救济途径方面。行政合同产生纠纷，其救济途径是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适用的是行政法律法规。民事合同产生纠纷，其救济途径则是民事诉讼，适用的是民事法律法规。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区分标准，并不能够全然作为辨识合同性质的标准。
　　第一，从第一个方面合同主体的角度看。按照通说，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必然是行政机关，而民事合同则不一定。一般地，在审查一份具体的合同性质的时候，看一下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主体属性到底是不是行政机关，确实是首先要关注的方面。但是，行政机关有时也可以作为民事合同当事人的一方，这就表明合同当事人一方是行政机关，不是辨识一份具体的合同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的排他、确定和当然的标准。换言之，合同当事人一方是行政机关，仅仅是判定某合同是行政合同的形式条件而非实质条件。
　　第二，从第四个方面，“合同的救济途径”角度看。通常认为，行政合同产生纠纷后的救济途径是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适用的是行政法律法规，而民事合同产生纠纷后的救济途径则是民事诉讼，适用的是民事法律法规。但这是在已经辨识清楚一份具体的合同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基础上，就其纠纷解决途径和法律适用问题而自然得出的结论。对于一个本身性质尚存争议的合同而言，显然不能以已经进入的程序这一本应后续解决的结果问题作为判定标准。
　　如前所述，本案虽然已经按照行政诉讼受理并进入审理程序，但因双方对涉案合同的性质有争议，因此该先行程序也自然成为存疑的对象，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不能以立案初始预定的程序作为判定涉案合同性质的依据，因此“合同的救济途径方面”也不可能成为辨识合同性质的实质标准。
　　第三，从第二个方面“合同目的”和第三个方面“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看，“合同目的”是判定合同性质的最实质的因素，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它决定着合同要实现的目标与行政机关应履行的职能是否吻合，是决定合同根本性质的因素；第三个方面“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则是判断合同双方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权益是否平衡的标准，这也是判定合同性质的重要因素。

　　综上，在上述四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即“合同主体”是判断合同性质的形式要件，但不是决定性标准；第二个“合同目的”和第三个“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两个方面则是决定合同性质的关键性标准。
　　三、“合同目的”和“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两个辨识标准在个案中的具体应用
　　相对于个案而言，理论总是过于原则和概念化，而个案则是具体和情节杂陈的，因此仅仅了解了“合同目的”和“对合同履行的决定权”两个辨识标准的理论内涵尚不够，还应关注它们在个案中的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