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弗雷泽的重新分配与认同

　　弗雷泽对分配和认同问题的关注主要通过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传统体现出来。她认为共产主义理想的挫折，国家主义理念的崛起和认同政治的出现是这些新政治问题的导火索。弗雷泽注意到，二元阶级政治分析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的政治需要，这种方法主张，将社会资源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为一个阶级的手中就是政治行为的中心目标，也是缓和社会矛盾的根本大法。现在，问题已经不那么简单，群体对于认同的需要同其经济需要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不仅要求社会给予其经济补偿，而且要求社会给予文化补偿，即认同。如何来回应这个历史性政治诉求的变革呢？

　　弗雷泽提出，一种科学的，真实的认同理论必须要捍卫差异政治，也即给予不同文化群体以充足的认同，同时保证平等社会政治的实现，也即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实现公平正义。她敏锐地注意到，当今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同时满足重新分配和实现认同两个条件。我们前面提到过，泰勒肯定差异政治的前提条件是保证基本的人权不受到任何侵犯。在这一点上，弗雷泽同样持有肯定态度，但是她比泰勒走得更远，因为她坚持差异政治的实现可以和社会-经济平等的要求并行不悖。
　　弗雷泽认为，理论上我们可以区分社会-经济的不公正（比如说压迫，排斥，剥夺）和文化的不公正（比如说文化支配，不认同，不尊敬），但是在社会实践中，这两种不公正是相互支持和强化的。她认为，消除这两种不公正的方法就是重新分配和认同政治。但是，在实践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却必须要面对一个困境——重新分配和认同的张力：认同要求促进和强化群体差异而重新分配则注重群体平等。特别是那些同时遭受两种不公正的群体，它们该何去何从呢？对它们而言，唯一的方法似乎是肯定它们特殊性的同时又否定它。这些处于尴尬处境的群体同时忍受社会-经济方面的不均衡分配和文化方面的错误识别。对它们而言，这两种不公正都是主要的和原初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和种族问题就是最好的例子。
　　弗雷泽认为大男子主义（社会文化氛围普遍更认同男性）是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壁垒。她对大男子主义的解释非常具有创新精神，她认为这个文化现象不能还原为不公正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变量。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分配是实现公平正义必要但并非充要条件。性别和种族困境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当重新分配的逻辑原则将性别/种族的差异性一扫而空时，认同的逻辑原则却将性别/种族的特殊性重新摆到了桌面上。弗雷泽认为，这种困境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或者说至少是缓和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当中的不公正。
　　与此同时，她否定了改良的方法，不同意通过社会安排的方式，比如重新分配，来修正不平等的结果，因为这种方式，在她看来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导致不公正结果的社会结构。在文化领域，这种补救方法完全接受以往的文化群体认同，在解决文化不公正的问题上仅仅采取一系列多元文化的政策，比如说给少数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援助，给予同性恋者以平等的权利等。在社会-经济领域，这种补救方法完全接受原有的阶级区分，并没有意愿做出变革，仅仅通过福利国家的方式（比如免费的公共福利）来纠正分配的不公正。
　　相比之下，改革的补救方法是弗雷泽所提倡的，因为这种方法试图重新塑造社会结构，从变革社会结构着手来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在文化领域，这种方法的支持者（比如解构主义者）试图摧毁现有的群体认同和身份并消融导致错误识别的价值偏见。在社会-经济领域，这种方法的支持者（比如社会主义者）试图重建马克思所提倡的生产关系，并且摧毁阶级差别的基础，具体措施包括扩展政府公共职能，公司民主化等等。

　　三、结语

　　应该充分肯定泰勒和弗雷泽为了实现公平正义所做出的贡献。泰勒主张政府可以支持特殊群体的善，同时保证不干涉其它群体或者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在实践的过程中，泰勒提倡每一种健康的文化都有可取之处，并且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思想无疑都具有进步意义，值得借鉴。但是，泰勒不主张变革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固有结构，仅仅采取改良的方法，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认同问题。弗雷泽的观点相比泰勒显然更具有进步意义，在批判了西方改良观点之后，弗雷泽提出，改革性的重新分配和改革性的认同之间的完美结合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大法，这种方法主张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在文化领域实行解构主义政策。由此可见，弗雷泽的观点更具可取性和现实改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