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对启蒙、理性及现代诸价值的认肯为前提。在《正义论》一书中，罗尔斯明确指出，正义理论的第一原则，即平等自由的优先性原则，体现政治自由的价值;第二原则中的机会平等体现平等价值，“差异原则”则是博爱的“表征”。第一原则强调自由的优先性。阿玛蒂亚·森认为，罗尔斯的这一强调，不免过分。但在我看来，罗尔斯的这一强调，极为要紧。因为没有政治自由，那些所谓的平等权利，在根本的意义上，就没有保障。而且，这一强调还有其更深的道德理由，正如桑德尔在批评罗尔斯的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所写：“优先性的一种意义是道德上的‘必须’，反映出应当珍视个体的自律，应当把人类个体看作超出他所扮演的角色和他所追求的目的之外的有尊严者。”
在基本认肯现代价值的基础上，如何理解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之间的关系?针对一种常见的误解，姚大志在《两个罗尔斯?——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及其证明》一文中指出：“人们在解释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时，通常将第一个正义原则等同于自由原则，将第二个正义原则等同于平等原则。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在两个正义原则中，罗尔斯强调的都是平等：第一个正义原则用来处理政治领域中平等的自由，第二个正义原则用来解决经济领域中平等的分配。”这里的要点在于，如何理解平等的自由?问题相当简单，一种不平等的自由，根本就不是自由，而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特权。对平等而言，自由同样重要。因为一种没有自由的平等，不过是一种强权之下的奴役。因此，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在根基上就不是对立的。
三、中国政治哲学何为?
在一个由权力垄断大部分资源的社会当中，人们在政治观念上，多倾向于认同政治现实主义。这里的政治现实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强权即公理。或者不如说，人们在暴力和利益的威胁和诱惑之下，无能或无力从道德上评价权力的对与错。这种政治观念，反映到现实生活当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崇拜，二是政治冷漠。人们崇拜权力，大半基于利益的考量，但在此之外，亦将权力视为价值和意义的来源。而这里所谓的政治冷漠，特指人们在自身利益之外，无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和习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旦有人试图从道德的角度评价政治时，周围的人可能立马就问：你说这些，到底有什么用?
或许，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有关政治的言说，的确不能带来现实的改变。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所有关于政治的言说都没有意义，更不能随时以有用/无用这一对概念来评价所有事务;我们须认识到，并非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能以这一对概念来评价。甚至，我们可以用更强的表述说，人类活动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其实在此概念框架之外。进而，我们可以认为，试图评价现实政治的对与错，有可能是无用的;但如果我们均认同政治现实主义，则一定是无望的。周保松在《政治道德之必要》一文中说：“说得不客气点，对公民来说，相信政治现实主义是一种‘自我去势’，去掉的是建设更好更公正的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力。”由此，我们可以说，政治现实主义的“无用”在于，它放弃了当下，亦输掉了未来。
政治哲学何为?钱永祥在为《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一书所作序中说：“不过不同于知识社会学的功能取向与思想史的脉络取向，政治哲学则特别关心政治观念与政治理想的是非对错，并且不是从国家、政党、政治人物的利害得失看是非对错，而是从社会成员的角度看道德意义上的是非对错。”从社会成员的角度看政治之道德意义上的对与错，首先意味着现代政治哲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治理术或秘密奏章，其所言说的对象，始终面向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钱永祥在为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一书所写“中译本前言”中说：“哲学乃是一种后设性兼评价性的思考：面对一个问题，与其说哲学要提供实质的正确答案，不如说它更关心这个答案为什么是‘正确’的，是应该认可的、是讲理的人所不得不接受的。”
我们在上面提到，政治哲学的首要功能，在于说理。但在此之外，政治哲学亦是一种道德实践，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的合理行动，提供有力的辩护。在转型期中国，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当下中国，这种实践或介入的具体指向，乃是为公民的自由权辩护。而且，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我这里所谓的自由权利，既包括“现代人的自由”，亦涵盖“古代人的自由”。之所以有此观点，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做出解释。
以古代与现代的两分来界定自由的不同类型，始于贡斯当。在《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文中，哈贝马斯对此区别做了简明扼要的表述：“自由主义者强调‘现代人的自由’：信仰和良心自由、生命安全、个人自由和财产自由——总之，强调的是主体私有权利的核心部分。相反，共和主义则捍卫‘古代自由’：参与和协商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使得公民履行自决成为可能。”在这两种自由之间，贡斯当更多强调“现代人的自由”，他批评卢梭坚持“古代人的自由”而为暴政提供了借口：“这位卓越的天才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他尽管被纯真的对自由的热爱所激励，却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就此论点，罗尔斯在《正义论》一书中回应说：“人们可能像贡斯当那样，想坚持所谓现代自由比古代自由更有价值的看法。然而，这两种自由都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渴望之中，我们决不可为了自由和平等地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而牺牲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罗尔斯坚持认为，绝不能为实现“古代人的自由”，而压制“现代人的自由”。但他同时指出，“这两种自由都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渴望之中”，过于极端地强调哪一种自由，都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后果。
在当代中国思想界，论者多从制度层面着眼，强调“现代人的自由”，或用伯林的表述即“消极自由”的重要性。这极为必要，且在一个相当深刻的层面上，切合了时代走向。但考诸现实，我们亦可发现，因为缺乏相应的政治自由，中国人所能享有的“现代人的自由”，范围相当有限且极为脆弱。在一个由政府鼓励消费的环境中，这份有限的自由，不时窄化为购物的自由。而自由的精神亦沦为物欲意识;不得不说，在此基础之上，建不成一个自由的社会。刘莘在《现代性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与中国语境》一文中指出：“物欲意识并不会以颠覆意识形态为目的并把自己看作胜利者，因为它既不关心意识形态也不关心意识形态欲以实现的社会整合。这样的物欲意识是一切严肃意识的调侃者或解构者，所以它既是意识形态的他者也是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公民精神的他者。”由此，我们或可说，自由的保障在于我们兼有这两种自由，而如果我们只享有其中之一种，则这一半的自由，亦可能随时丧失。其实，贡斯当本人在提出这一划分时，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溺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放弃政治自由将是愚蠢的，正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