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下旬，新一届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果断处理渎职官员，把谎报、瞒报的情况扭转过来，每天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疫情，在不长时期内，使正在迅速蔓延的非典疫情得到了控制。这说明面对非典这场突发的危机，政府是有应对能力的，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

　　长期以来，我们只喜爱豪言壮语，只追求宏伟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至于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老百姓要付多少代价，都可以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只讲意图伦理的政治。但是，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可以这样说，本届政府在就职时向人民所作的承诺，已经初步实现。它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按照现代政治家的要求，以责任伦理指导自己工作的政府。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过去，我们也讲要对工作负责，但很少提到人，特别是人的生命。这里说的人和人的生命，不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如卢梭所说的"公意"，而是指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负责。不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人民这一概念也就变成没有内容实质的空话。过去，我们往往将经济指标放在第一位，实现多少GDP，吸引多少投资，成为工作成绩最重要的考核指标。甚至有时表现为急功近利，只为政绩，不管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次政府抗击非典的行动让人感到温暖，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

　　我们是在尚未完成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来进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在我看来，政府抗击非典的行动，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措施：第一是高度行政集权的协调机制，把为防控非典所急需的人财物作集中的调配。北京小汤山医院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部队和上海等大城市在医药用品、设备和人员方面，对疫情严重地区所作的支援也是这样的。第二是运用党和政府总动员的方式，设立以总指挥部为核心的领导机构，大张旗鼓，发动群众，来贯彻政府的统一部署。第三个措施是为应对危机，迅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采取了雷厉风行的严厉措施，大力整饬玩忽职守的官吏，将他们拉下马。

　　以上三种手段也是过去常常采取的，但是为什么这次政府的政策得以较为顺利的贯彻，比较获得人心呢？那就因为本届政府注重责任伦理，把人的生命看作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条件。不过，就这种措施本身来说，它是在体制改革还没有实现之前，只能采用的手段。运用这样的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所依靠的是领导的开明，否则，采用同样的行政手段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过去的大跃进就是一例）。我们不能过分信赖这套行政手段，因为它只能用于一时，而不可行之于久远。它是有局限的，虽然适合于某些方面，但在另些方面则不一定顶用。（正如最近有人已经指出的，我国非典患者超过千例，可从这样众多患者身上取下供医学研究的丰富资料，这是其它有疫情国家做不到的。但在对非典病毒科学研究上，我们和先进比，还是落后的。）它只能是在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以前，在政治文明的目标实现之前，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倘不坠入空谈高调，我们只能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实在也别无更能行之有效的方案可循。我甚至认为在一轮一轮政治改革完成以前的较长时期，也还只能如此。自然其前提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的。

　　接下来我也想谈谈人文精神的问题。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和法制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人文精神却不可遗漏。长期以来，不注重人文精神，即使在学术文化领域里，人文精神也同样被忽视，以致直接影响到人的素质低下。我们只要略加反思，就可认识到忽视人文精神的后果。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非典肆虐期间，不少中国公民身上竟仍然会闪耀出人性的光辉。比如许多医务工作者平时默默工作，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临危不惧，恪尽职守，是那样的从容，充分体现了对职业道德的自觉。这是令人感动的。我觉得也有更多一些人在观念上，开始萌发了某些变化。这是由于迅速传染的疫情，促使人们省悟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懂得保护自己就得保护他人。这不仅表现在公共卫生方面，而且在价值观念上，也有所体现。过去，人们大多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但在危机时刻，开始想到别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再仅仅是金钱和私利，而是为别人的生命作出贡献的崇高品质。诸如这些过去很少看到的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突然展现出来，怎不令人鼓舞？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注重人文精神，很多不好的现象也在危机中暴露出来。一些人不讲公德，随地吐痰。有的患者明知自己有病，还出来游玩。甚至还有非典患者从医院逃出来，到公共澡堂去洗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必然产生的恶果。我希望通过这次非典的经历，全社会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社区问题。小政府、大社会是我们这些年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目标，政府也投入了许多精力和资源，来建立和发展社区。现在我们的社区还不是民间社会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的根本精神是自治，是市民或村民按照自愿的意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里且以美国的社群为参照，美国每一个镇都是一个社群，它有自己的通过选举所产生的管理机构，镇并不对县或州负责，它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在镇、县、州和联邦之间，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每一个都是相对独立的社群，只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比如州的立法不能违背联邦的宪法等等。

　　我们现在的社区，在历史传统上与保甲制度有关。一九四九年之后，我们采用的是街道里弄组织，它们都是区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或政权机构的延伸，实际上是政府的基层单位。它们是以贯彻上面的政治任务和领导意图为主要目标。它们不是自治的、服务性的，更多的是管理、控制的功能。在这次抗击非典中，我们的社区在医学隔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存在了不少问题。据一家周刊报道说，某社区的干部要求从疫区来的人隔离，那个人不肯，干部就对他说："我以这个地区行政长官的名义命令你，不许跨出家门半步！"这样的说法是将社区内的居民看成是他治下的子民，并无法律作为依据。可是媒体还将这样的错误认识作正面宣传。这个例子，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运用行政集权手段，倘不以责任伦理和人的生命第一作为前提，就会出现长官意志，强迫命令的现象。当前社区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它应该是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使社区更多体现出服务和自治的性质，让政府对社区的管理由指令式向指导和辅助式转化，由原来作为区派出机关的基层单位向民间社会自治性组织逐步过渡。

　　这次抗击非典留下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我认为较为紧迫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危机中所闪现的美好人性和价值观上的某些转变。多难兴邦，目前非典疫情接近尾声，恢复平时的太平生活后，这些美好的东西是不是会随之消失？过去读鲁迅《题未定草》引用了张岱的《越绝诗小序》，大意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危难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张岱所谓人主指的是明太祖，自然和现在的情况不同。鲁迅引用这段话后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灭的，这自然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张岱的话终究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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