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人文和政治文明论文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7-10-15

  四月下旬,新一届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果断处理渎职官员,把谎报、瞒报的情况扭转过来,每天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疫情,在不长时期内,使正在迅速蔓延的非典疫情得到了控制。这说明面对非典这场突发的危机,政府是有应对能力的,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

  长期以来,我们只喜爱豪言壮语,只追求宏伟目标和乌托邦理想,至于为实现这些理想和目标,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老百姓要付多少代价,都可以在所不惜。这是一种只讲意图伦理的政治。但是,政治家更重要的还必须讲责任伦理。可以这样说,本届政府在就职时向人民所作的承诺,已经初步实现。它是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按照现代政治家的要求,以责任伦理指导自己工作的政府。而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过去,我们也讲要对工作负责,但很少提到人,特别是人的生命。这里说的人和人的生命,不是一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如卢梭所说的"公意",而是指对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生命负责。不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人民这一概念也就变成没有内容实质的空话。过去,我们往往将经济指标放在第一位,实现多少GDP,吸引多少投资,成为工作成绩最重要的考核指标。甚至有时表现为急功近利,只为政绩,不管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次政府抗击非典的行动让人感到温暖,我想其中开始显现的一些基本人权观念,恐怕在起着主要作用。

  我们是在尚未完成体制改革的情况下来进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在我看来,政府抗击非典的行动,主要运用了以下三种措施:第一是高度行政集权的协调机制,把为防控非典所急需的人财物作集中的调配。北京小汤山医院就是这样搞起来的,部队和上海等大城市在医药用品、设备和人员方面,对疫情严重地区所作的支援也是这样的。第二是运用党和政府总动员的方式,设立以总指挥部为核心的领导机构,大张旗鼓,发动群众,来贯彻政府的统一部署。第三个措施是为应对危机,迅速颁布了一系列法令,采取了雷厉风行的严厉措施,大力整饬玩忽职守的官吏,将他们拉下马。

  以上三种手段也是过去常常采取的,但是为什么这次政府的政策得以较为顺利的贯彻,比较获得人心呢?那就因为本届政府注重责任伦理,把人的生命看作第一位,这是一个关键条件。不过,就这种措施本身来说,它是在体制改革还没有实现之前,只能采用的手段。运用这样的行政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所依靠的是领导的开明,否则,采用同样的行政手段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如过去的大跃进就是一例)。我们不能过分信赖这套行政手段,因为它只能用于一时,而不可行之于久远。它是有局限的,虽然适合于某些方面,但在另些方面则不一定顶用。(正如最近有人已经指出的,我国非典患者超过千例,可从这样众多患者身上取下供医学研究的丰富资料,这是其它有疫情国家做不到的。但在对非典病毒科学研究上,我们和先进比,还是落后的。)它只能是在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以前,在政治文明的目标实现之前,不得不采用的手段。倘不坠入空谈高调,我们只能说,在现有的基础上,实在也别无更能行之有效的方案可循。我甚至认为在一轮一轮政治改革完成以前的较长时期,也还只能如此。自然其前提必须是有责任伦理和人权观念的政府。如其不然,一旦放弃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的建立,不立此为本,那么,必将流为新权威主义,这是与现代民主政治精神泾渭殊途的。

  接下来我也想谈谈人文精神的问题。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和法制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认为人文精神却不可遗漏。长期以来,不注重人文精神,即使在学术文化领域里,人文精神也同样被忽视,以致直接影响到人的素质低下。我们只要略加反思,就可认识到忽视人文精神的后果。但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在非典肆虐期间,不少中国公民身上竟仍然会闪耀出人性的光辉。比如许多医务工作者平时默默工作,他们都是普通人,但临危不惧,恪尽职守,是那样的从容,充分体现了对职业道德的自觉。这是令人感动的。我觉得也有更多一些人在观念上,开始萌发了某些变化。这是由于迅速传染的疫情,促使人们省悟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懂得保护自己就得保护他人。这不仅表现在公共卫生方面,而且在价值观念上,也有所体现。过去,人们大多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但在危机时刻,开始想到别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再仅仅是金钱和私利,而是为别人的生命作出贡献的崇高品质。诸如这些过去很少看到的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突然展现出来,怎不令人鼓舞?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在危难时刻所显现的美好人性,倘不加珍视、培育、巩固,是会稍纵即逝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不注重人文精神,很多不好的现象也在危机中暴露出来。一些人不讲公德,随地吐痰。有的患者明知自己有病,还出来游玩。甚至还有非典患者从医院逃出来,到公共澡堂去洗澡。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蔑视人文精神,缺乏由人文精神所培养出来的责任伦理、公民公德、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必然产生的恶果。我希望通过这次非典的经历,全社会都能够重视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社区问题。小政府、大社会是我们这些年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目标,政府也投入了许多精力和资源,来建立和发展社区。现在我们的社区还不是民间社会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的根本精神是自治,是市民或村民按照自愿的意志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这里且以美国的社群为参照,美国每一个镇都是一个社群,它有自己的通过选举所产生的管理机构,镇并不对县或州负责,它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在镇、县、州和联邦之间,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每一个都是相对独立的社群,只是通过明确的法律联系在一起,比如州的立法不能违背联邦的宪法等等。

  我们现在的社区,在历史传统上与保甲制度有关。一九四九年之后,我们采用的是街道里弄组织,它们都是区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或政权机构的延伸,实际上是政府的基层单位。它们是以贯彻上面的政治任务和领导意图为主要目标。它们不是自治的、服务性的,更多的是管理、控制的功能。在这次抗击非典中,我们的社区在医学隔离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存在了不少问题。据一家周刊报道说,某社区的干部要求从疫区来的人隔离,那个人不肯,干部就对他说:"我以这个地区行政长官的名义命令你,不许跨出家门半步!"这样的说法是将社区内的居民看成是他治下的子民,并无法律作为依据。可是媒体还将这样的错误认识作正面宣传。这个例子,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运用行政集权手段,倘不以责任伦理和人的生命第一作为前提,就会出现长官意志,强迫命令的现象。当前社区改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它应该是从大政府转向大社会,使社区更多体现出服务和自治的性质,让政府对社区的管理由指令式向指导和辅助式转化,由原来作为区派出机关的基层单位向民间社会自治性组织逐步过渡。

  这次抗击非典留下给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我认为较为紧迫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危机中所闪现的美好人性和价值观上的某些转变。多难兴邦,目前非典疫情接近尾声,恢复平时的太平生活后,这些美好的东西是不是会随之消失?过去读鲁迅《题未定草》引用了张岱的《越绝诗小序》,大意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危难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张岱所谓人主指的是明太祖,自然和现在的情况不同。鲁迅引用这段话后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灭的,这自然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张岱的话终究不失为一种必要的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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