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乡村社会是国家旺盛生命力的来源，它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轨迹。乡村社会的重要性，使乡村治理成了封建王权统治的一项重要任务。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成功的两千多年里，统治阶级在乡村一直坚持“官民共治”的传统。在“官民共治’的模式下，王权和族权的相互博弈与合流决定了中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一、古代乡村治理目标: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

　　自秦朝以后，中国历史分分合合，但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巩固的基础。同时，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而农耕社会能够创造财富的主要是乡村。为了维系王权的延续，国家必须保持“行政力量”深入到乡村，维护乡村稳定，汲取乡村资源。乡村社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而这一模式的治理目标就是要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

　　1.农耕生活产生家族制度

　　大约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开始淡出被动的采集生活，发展原始农业。定居是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公元前4000年左右，黄土高原上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共同体。定居形成村落，村落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母系氏族社会，女子采集果实，管理氏族内务，成为生产的主人。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禁忌增加，群婚制逐渐受到排斥，一对男女在一定时间内保持配偶关系的“对偶婚”不断增多。大约5000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而“对偶婚”转变成一夫一妻制，这是父系氏族公社形成的标志。

　　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原始公社就是大小不等的村庄。村庄是在生存繁衍的过程中，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宗族社会，它少则几家，多则上百家。这些同一祖先的家庭聚居在一起，成员依据辈分、资历和财产形成身份不一的社会结构。作为宗族内部的长者或精英是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由他们组成的治理集团是一种原始的自治组织。进入国家阶段后，这种宗法制度不断得到强化，“自殷周至民国，家族势力虽然时遭贬抑，但家族的观念意识和结构组织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余年。

　　2.家族制度孕育国家体制

　　我国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夏朝，它是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组成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朝的出现，不但没有清算氏族制度，反而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并将其发展成为宗法制。古希腊、罗马在原始公社末期，铁器的广泛使用提高了个人生产力，家庭的个体生产代替了集体协作生产，原始公社逐渐被瓦解。而“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就进入文明时代的。

　　我国在进入奴隶社会时，家庭经济“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长期不能离开“氏族或公社的脐带”，公社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被保存了下来，“文明的发展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宗法制度由原始的“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变而来，但宗法制度和氏族制度是有区别的。氏族社会中的氏族、胞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自然形成的社会组织，以共同生活、平等互助原则为前提;而宗法制度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强迫性。宗法制度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成熟于西周。周天子利用公社形式，建立了以井田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邑里村社为基层组织、以世袭分封为政治结构、以宗庙社程为权力象征、大宗小宗分别继承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

　　3.国家治理面临两难抉择

　　村庄最早是家族的自然聚集，是原始公社转化而来的宗族组织。随着宗族组织向国家转变，村庄也被纳入到国家管理之中。在农业时代，只有对乡村进行有序管理，才能获得国家机器运转所需要的资源，然而，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状况却使国家面临治理的“两难抉择”。 国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治理成本的问题。我国地缘辽阔，当国家的规模不断扩大时，国家与乡村的社会距离自然拉大。同时，乡村分布零散，农耕生活天然的独立性，使中国乡村形成了“细胞化社会”或“网络化社会”，它们彼此分离，相距遥远，“虽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乡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财政税赋的来源，国家必须加强对它的治理。但是，如果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完全将乡村纳入国家权力轨道，必然要设置庞大的官僚机构，从而加大乡村的治理成本。 第二，国家治理乡村必然要遭到家族势力的挑战。宗族势力是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当国家权力下沉时，必然和家族势力产生治理冲突。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以家族徐族)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力量的不断抵制，使中国历代政权都未能在乡村社会真正建立起正式的国家行政机构。

　　4.成本思想形成官民共治

　　为了减少官僚机构，节约治理成本，统治阶级终于寻找到一个最佳的乡村治理模式—官民共治。一方面，国家政权以一定的方式进入乡村，保证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统治;另一方面，依托乡村内生的民间权威，通过培植，拉拢，在村庄内部确立一个国家代理人集团，并通过他们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官民共治”使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民间权威的交汇地带，“王权”和“族权”在乡村既斗争又合流，当两股力量比较协调时，乡村稳定，国家可以从乡村获得大量的资源;当两股力量发生冲突时，就可能出现乡民造反，进而导致王朝更迭。历史上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基本上就是在两股力量达到平衡时实现的。

　　二、绵延二千多年的乡村治理制度:乡里制度

　　古代中国乡村“官民共治”制度习惯上被人们称为“乡里制度”。乡里制度是历史上关于乡村社会治理制度的总称，这种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了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织了乡村社会。

　　1.秦以前的乡村治理:乡里制度的萌芽

　　我国最早出现的国家是夏朝，不过，“夏、商虽建有国家，但其官制或无考、或不甚清楚，至周代，职官制度才有了较完备的文字记载。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有“国’，、“野’，之别，“国”是指国都地区;“野”则是指国都之外的地区。由于夏、商、周三朝，“国”的范围狭小，且实行世卿世禄和领地分封制度，因此，行政管理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制，地方的行政机构是“里”，里的长官被称为“里君”或“里吏”，他们都是朝廷命官。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争霸，随着国家规模放大，两极管理越来越力不从心，行政改革迫在眉睫。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各诸侯国都想抓住机遇成就霸业，于是，变法运动在各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些变法都不同程度地牵涉到乡村治理，这些治理模式就是乡里制度的萌芽。

　　魏国李惺主张“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久提倡农民勤谨耕作。楚国吴起主张“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史记。商君列传》久强令贵族迁徙到地广人稀的地区。齐国的管仲在中央政权之下设置了县、乡、率、邑四级行政机构。在乡村，管仲利用宗族势力实施“什伍制度”要求农民“十家为什，五家为伍”，平时耕作，战时出兵。“什伍制度”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它的管理者是政府选定的地方乡绅，由此国家权力退出了乡村治理。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鞍变法，商鞍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在基层，商鞍“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即令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秦国的“什伍连坐”制，“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正是这项制度打击了血缘世族统治，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提供了国力保证。

　　2.秦朝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的形成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面对着“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混乱状况，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创立“三公九卿”制度，从结构上牵制垂相、太尉、御史大夫，保证皇帝一人总揽大权。在土地政策上，秦朝实行“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策，承认自耕农土地的私有权，稳定了农业生产。在地方治理上，秦朝实行郡县制，郡县以下实行乡里制度，国家行政机构设到县，乡以下利用民间力量来治理。在“王权”和“族权”的结合下，秦朝形成了以“中央一郡一县一乡一亭一里一什一伍一户”为路径的纵向金字塔式的控制体系，自此中国乡里制度基本形成。乡里制度给秦朝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据记载，秦朝当时人口约2000万，但北筑长城使役40万，南戍五岭用兵50万，修建始皇陵墓和阿房宫70万，还有工程浩大的骚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等，乡里制度为秦王朝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民间资源和社会能量。

　　3.秦以后的乡里制度:乡里制度的发展

　　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变迁，其称谓和形式发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制度本身却一直延续。但是，由于封建王权关心的是如何获得乡村资源，而对乡村的具体事务并不关心，再加上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朝疆域不断变动，民族交流和融合持续发生，因此，乡里制度呈现出明显的间断性、跳跃性、地域性的特征。下面我们根据各朝乡里制度的变迁，粗略地展示一下古代乡里制度变更的基本脉络。

　　乡里制度在传承过程中，因各朝的国情不同，其机构名称、组织形式、管辖范围等也有很大的差异。如有的保相当于乡，有的都相当于乡。但是，无论乡里制度如何复杂，他们的本质却是一样的，就是国家权力不轻易下沉到乡村，国家利用民间力量管理乡村。族权强大和地缘辽阔是“乡绅治理”的两个重要前提。国家设立乡里制度，将乡村精英纳入“管理队伍”协调了官府与乡村领袖的关系，构建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实现“乡绅治理”。然而，乡绅治理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当“村务清明”时，乡民安心于农耕生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淡忘国事。当“恶霸横行”，生活无着时，村民必然要起来造反。吴理财认为，“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里存在着两种秩序和力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的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前者以皇权为中心，自上而下地形成等级分明的梯形结构，后者则以家族徐族)为中心聚族而居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村落，每个家族和村落是一个天然的自治体。; I 8I }PS4)当两种力量协调时，国家稳定;两种力量冲突时，社会就出现动荡。而中国社会也因此呈现出周期性震荡，形成了地主经济与小农经济互为盈缩的发展规律。

　　三、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