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杰出领袖洪秀全的思想,迄今为止论着颇多,但专论他后期思想的文章还不多见。这可能是因为有关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资料比较缺乏,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的确存在着困难;同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思想没有解放,亦影响了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探索。但是,太平天国自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以后,革命阵营内部发生了许多变化,情势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在此一时期中,天王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与前期相较究竟有什么变化和差异?这确是一个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这里首先必须提出的是,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和信仰,实际包含了一定的政治内容;他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也受一定的宗教信仰的支配。洪秀全生长在苦难特别深重的两广地区,发动并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他的思想一方面有着强烈的革命意识;但同时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受过一定的封建教育,也接触过西方基督教教义的农村知识分子,他又兼有儒家的封建伦理思想和基督教的上帝观,并可能多少还有一些长期散在民间的秘密会社的思想。他的最高理想是要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他提出的口号却是要“奉天诛妖”、“斩邪留正”、“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建立一个“爷哥带朕(暨幼)”主宰的“地上的天国”而非其它。同时他亦有一般农民革命领袖所有的帝王思想和等级观念,只不过他的帝王思想也有其独特之处,即是要作一个遵“天命下凡”的“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因此,讨论和分析他的思想时,在某些问题上是不好把宗教和政治分开的。

　　一、有形上帝观的突出与强化

　　洪秀全的宗教思想,早期受梁发所着《劝世良言》一书的影响很大。《劝世良言》中称上帝为“创世天地之大主,管理全世界富贵尊荣之神”,“自然而然之神”,“全世界众人之大父,即称神天上帝”等等。但同时还指出:“创造天地万物万类,及管理之者,乃系无形无像,无始无终,自然而然,自永远至永远之真神,可称神天上帝而已矣。其永坐于天上,世界万国之人,该当日日敬畏奉拜之。”(引文中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以下同)显而易见,梁发所宣传的上帝,正合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即上帝是无形无像的。我们从瑞典牧师韩山文在1853年写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可以知道洪秀全早在1837年即他24岁时,已经在上天的幻梦中,看到了“披金发,衣皇袍,巍然坐于最高之宝座上”的上帝,说明在洪秀全的心目中上帝是有形有像的,但在太平天国早期的官方文件中,并不特别强调这一点。如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中云:“开辟真神唯上帝”,“天父上帝人人共”;《原道醒世训》云:“皇上帝天上凡间大共之父也”;在《原道觉世训》中又云:“自人肉身论,各有父母姓氏……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这些说法,和上述梁发的观点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但是,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情况就不同了。天历庚申十年,洪秀全授意颁行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就专门讲天王洪秀全于天酉年升天的故事,书中上帝的形像已是“爷像顶高大,身穿乌龙袍,金发最长拖肚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15页),俨然一个道貌岸然的偶像了。而在天历壬戌十二年刷印铜版刊行的《太平天日》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把上帝的形像说得更加清楚:“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拖在腹尚,像貌最魁梧,身体最高大,坐装最严肃,衣袍最端正,两手覆在膝尚。”(《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32——833页)同时天父上主皇上帝还特别要教导洪秀全学自己的榜样:“坐装衣袍要整齐,头要轩昂,身要挺直,两手要覆在膝,两足要八字排开。”

　　(同上书,第634页)这样把上帝(神)人化,实际是要把洪秀全(人)神化的作法,是与前期有很大不同的。此外,洪秀全在天历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及以后的许多通《天王诏旨》中也不厌其烦地说自己曾经上天见过天父。如辛酉十一年三月十七日的《天王诏旨》中说:“自古人无见上帝,虑人作像陷沉沦,神父唯神子能识,哥朕识父有耳闻。”强调除了天兄基督之外,只有他才能见到天父的形像。

　　天历庚申十年,英教士艾约瑟把他所撰的《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为实论》赠给洪秀全,这显然是与洪秀全的有形上帝观针锋相对的。所以,洪秀全特地作了一首诗批在该论文之后,诗云:“上帝最恼是偶像,爷像不准世人望。基督暨朕爷亲生,因在父怀故见上。”《(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72页)由此可见,洪秀全是要坚持他的有形的上帝观的。对此,富礼赐在他所着的《天京游记》中,也曾提到,如说:“天王之基督教不是什么东西,只是一个狂人对神圣之最大的亵渎而已;……天王是一个最为顽固不能匡正的异端之徒。……如果他辩才有碍,无言可答之时,他便说他曾上过天而您则否,于是即使您语塞而退了。”(《太平天国》第六册,第950——951页)

　　至于洪秀全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更好地树立他自己的权威,使“天朝内外众臣民”以及“西洋众弟妹”都能遵天意拥护他自己。太平天国前期,“万心如一心”,不需要象这样人化天父,神化自己都能节节胜利。而后期在“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洪仁□:《资政新篇》,《太平天国》第二册,第540页)的情况下,特别突出有形的上帝,其用心是可以想见的。

　　二、“天国迩来今真来”的宣传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又反复宣传“天国迩来今真来”的思想,认为上帝天国已经降临人间了,这与前期只说天父命他下凡的思想是有很大不同的。这里我们应该首先知道洪秀全所指的“天国”的真正涵义。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韩山文早就说过:“洪秀全在永安即帝位,改国号为‘太平天国’,‘天国’二字,从字义看来,似是指中国而言,但由其地位看来,则或即是皇帝之称号,此名称盖洪氏本由圣经所选得者。”(《太平天国》第六册,第873页)

　　本来“天国”和“神之国”在基督教的《圣经》里是一个同义词(汉语里,还有“天堂”一词,有时也用来指“天国”)。梁发在《劝世良言》卷一“论富人难得天堂永远之福”一节里对《圣经》的《马窦篇》(按即《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三、四节经文加以解释说:“‘天国’二字,有两样解释,一样,指天堂永乐之福,系善人肉身死后,其灵魂享受之真福也。一样,指地上凡敬信救世主耶苏众人,聚集拜神天上帝之公会也。‘神之国’三字,亦同此义。”

　　洪秀全从梁发那里接受了“天国”和“天堂”的思想,但却又结合自己的思想加以改造,首先认为他自己与众不同,“灵魂曾获升天堂”,亲自见过天父。其次他宣传“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原道救世歌》)。而在初期的革命战斗中又创造性地提出“大天堂”和“小天堂”的概念,来作为鼓励士气的一种手段,如说:“朕实情谕尔,眼前不贪生怕死,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天命诏旨书》辛开八月十九日时在舟中),以及“俟到小天堂,以定职位高低”(辛开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时在永安的《天王诏旨》)。洪秀全所说的“小天堂”,实指后来的天京(即南京)。他在《圣差保罗寄罗马人书》第十五章说:“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

　　洪秀全关于“天国迩来今真来”的提法,是在天历戊午八年《天王诏西洋番弟》的诏书中最先出现的。自此以后,类似的提法愈来愈多。约在天历庚申十年赐给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的诏书中说:“天上地下有天国、天京、天朝、天堂,上帝天国天堂降临人间,举世尽归爷哥,其国靡既,醒否?信否?”(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五三页)在天历已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和《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中亦有类似的提法。而洪秀全之所以要提出“天国已经降临”的说法,虽然一方面是要补充大、小天堂的说法,如在《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所说的:“今蒙爷哥下凡带朕作主,创开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天历永远流传,……诚以天国、天京、天朝、天堂,合古今前后天上地下人间为一大统。”“天国迩来,现享真福,后得永活。”另一方面更要内外臣民一齐拥戴这个在地上的天国。他不仅把人(他自己)神化了,而且把国(太平天国)也神化了,认为这就是“合古今前后天上地下人间为一大统”的“神之国”了。

　　在提出“天国已经降临”的说法的同时,洪秀全本人对“天”的迷信也愈来愈强烈。在他用人行政的实际行动中,也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在爵制中,后期增设了义、安、福三爵,连前期的燕、豫、侯构成六爵,并在其上各加一天字及冠一特别的字为号,如“亲天义”、“凝天安”、“应天福”等等(见郦纯《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第一○三页)。在官制方面,约在天历庚申十年(公元1860年)在王位之下,朝将、主将之上,增设了“天将”,如封恤王洪仁政为一天将,李春发为二天将等(在1863年以后,护王陈坤书部下所记的领发物单帐上和记事簿、去文簿已列有393天将的名号)。尤为突出的是在天历辛酉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颁发的一道《天王诏旨》中,规定东王以下二十位天朝主要官员的印衔上,通通都加上“顶天扶朝纲”的字样(王庆成:《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见《近代史研究》1980年3期)。

　　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笃信于天”的思想之所以产生,正是由于作为农民领袖的洪秀全,找不到新的出路来挽救太平天国的危局,因而只好乞灵于宗教,沉缅于迷信。所以李秀成批评他“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这些话虽有些过激之词,但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

　　三、“爷哥朕幼”、“父子公孙”的提出

　　回顾太平天国自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到1864年6月洪秀全逝世,这段为期约八年的时间里,天国内部上层领导人物,除天王之外,变化确是很大的。在天京事变中东北二王相继被杀,不久,翼王石达开率众出走,加上早已牺牲的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开国五王至此已四亡一去。继之,王长、次兄洪仁发、洪仁达曾一时“提理朝政”,但由于庸碌无能,未有任何建树。蒙得恩与陈玉成虽曾先后任“正掌率大臣”,“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后蒙被封为赞王,陈为英王。李秀成亦曾任“付掌率大臣”,被封为忠王。但英、忠两王多“带兵外战”,因此所有军政大权实由天王独擅,所谓“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殆至1859年4月22日,天王族弟洪仁□由香港到达天京,正合乎天王认为外臣多不可靠的心理,所以洪仁□到天京后,旋即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并降诏“天下要事悉归其制”。可是,历时不到三年,竟又弄到“内外本章免盖□叔金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七十七页)和“自西以下听东令”(同上书,第七十五页),名虽在位而实已被黜了。在这个时期里,由于朝纲不振,人心涣散,加以军事上节节失利,天京多次被围,局势已呈日趋衰败的景象。天王为了笼络将士竞采用滥赏的办法,封王不足,继以列王;列王不足,新创“□”字以封。天王洪秀全可能由于错误地总结了天京事变的教训,认为异姓臣僚都不可靠,因而“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李秀成自述》),而且“用人不专,信人不实”,甚至对同姓弟兄也失去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在1859至1860年的某个日子里,便把尚未成年的儿子幼主洪天贵福正式扶立出来,管理部分朝政,并下达一些诏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自此以后,不仅在一切记书中把以往的“爷哥朕”的称号转变为“爷哥朕幼”而且处处提出“爷哥朕幼坐天下”、“爷哥带朕幼作主”以及“父子公孙同作主”等提法。同时在新用的国玺上也同时出现“上帝、基督、天王、幼主”名称。甚至在一方金玺上(钤用于天历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九日、五月十六日三通《天王诏旨》和接近此时期的《朝天朝主图》和天历辛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救世真圣幼主诏旨》上)还刻有“父子总号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统。公孙同坐天国,真王万岁照万方”这样的联语。立幼本来是家天下的思想,但洪秀全也把这事和宗教联系起来。正如他在1858年《天王诏西洋番弟》的诏书中所说:“朕立幼主继耶苏,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苏子,一半激子近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而且在把上帝更加形象化的同时,杜撰了整个天父、天兄和他一大家子,即:天父、天妈(有时称老妈)、天兄、天嫂(亦称太兄、大嫂),天王自己及其在天上的妻子“正月宫”和原配妻子赖氏“又正月宫”、幼主及代代幼主。他这样就把宗教、政治和封建伦理三者结合在一起了。共目的不仅是要表明他自己作天王是上帝的安排,而且世世代代永坐太平江山也是合乎天情道理的;不仅要“内外各省众官将兵、众臣民”应该拥戴他,而且“万国万方”、“普天大下同世一家,中西一体众臣庶”均应拥戴他。而他在“太平玉玺”上刻的吉祥赞语“永定乾坤、永畅天禄”,正代表着他的这一思想。

　　四、“万方来朝”思想的发展和加深

　　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宗教政治思想方面除上述几个突出之点外,还特别发展了“万方来朝”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