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前的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就是这种思想潮——它的引进者严又陵（严复）先生是最早向西方寻求强国之道的中国人。彼时，世界列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伺机将“东亚病夫”吞噬下去——“保种”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
人是血肉之躯，他的构成元素，不外乎构成自然界的那百余种。吃的、喝的、用的——维持他生存的一切都取之自然。毫无疑问，自然乃人类之母！
如果人类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的确别无两样，其进化规律、生存境况的确也是“任天为治”、“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话，那么，两千多年前的荀况提出的性恶说的确具有“先见之明”。进而论之，人为求自我的存续、子孙的繁衍而从自然界乃至从同伴、同类那里索取乃至攫取生存资料，便是天经地义、合乎“自然法则”的了。个人是如此，由个人构成的群体、组织，如家庭、宗族、国家，也当如此。其一切活动、一切营谋最终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指向自我的存续。人是动物，不是天使。不论其身体构造还是其活动，都充分表现着动物性。民间有谚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中说法其实是有相当深刻的“人学”为其理论基础的。这就是人类所面对的“现实”——毫无温情，毫无蕴籍，毫无诗意。有的只是争斗、猜忌和绝望。然而，你又必须面对如此这般的现实。若要试图逃避，那你的避难所不会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只能是死寂的地下黄泉！
上世纪本世纪相交之际，我国的有识之士的功绩就是唤醒了在世界东方沉睡着的“华族”，警告他们：你们这一族类就要被来自西方的其他族类吞掉——不仅有亡国之危，而且有灭种之虞。不要幻想别人会救助你们，只有自己救助自己。于是，本能的生存欲望和冲动燃烧起来了，凡是觉得是不利于族类生存的，就毫不顾惜地去之；凡是觉得有利于族类摆脱危亡的，就不假思索地取之。天子皇上，孔孟之道，裹足纳妾，方块文字，乃至一切传统文化，无非是我们族类衰弱的祸根，都该弃之净尽。声光电化，坚船利炮，议会宪法，民主共和，斗争哲学，都是富国强兵的法宝，当然开怀拥抱，多多益善。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间不知洒了多少汗，流了多少血，花费多少代价，历经多少曲折，终于有幸在世纪之末，实现了世纪初的先觉者们所设定的基本目标：保住了自己的国家，排除了亡国灭种的危险。甚至可以说，我们族类已相当强大：国家主权昂然直挺，族类员数盖世无双，经济发展扶摇直上。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享受的一切，是百年前的国人乃至皇子王孙们也不曾梦见的。一句话，国人沿着人的“自然法则”，为保种、为求生存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取得了非常伟大的成功。其中的理论意蕴是：“人是自然”这一命题是有效的， “顺应自然”（求生的本能）这一策略是正确的。
三 环境病变和精神病变
百年之间，我们取得的“战绩”是举世瞩目的。然而，不可讳言，到了世纪之末的今天，积淀遗留下的问题也是极其严峻的。如果说世纪之初，我们患的是急性病，性命攸关，迫在眉睫，不及时投以猛剂就可能立刻一命呜呼，那么，世纪之末，我们感染的是慢性疾病，虽然不像前者那样催人性命，但也十分顽固，若不予重视，就会加速度地日甚一日，最终也可能不可救药，葬送性命。
对世事稍有留意、略具反思能力的人，都不难觉察到当今世界，尤其是我们中国，有两种病变正在隐隐滋长：一个是环境病变，一个是精神病变。其他病症当然还很多，如体制上的不合理，腐败的蔓延，罪犯的猖獗，高失业率等等。不过，它们要么是暂时性的，要么是第二性的，而这两个问题则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威胁着我们整个族类，正如世纪之初内忧外患曾经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和族类一样。
当今，环境污染成了威胁我们生存的大敌。本应是沁人心脾的空气，现在却成了播散各种毒素的烟幕，每时每刻都在侵蚀着我们的吼管、心肺。本来清澈甘甜的流水，现在却成了传播有害物质的“祸水”，灭掉了我们的鼋鼍鱼虾，毒害着我们的肠胃肝脾。和煦旖旎的阳光，由于大气层不断受到人为的破坏，现在成了灼伤我们的芒刺。森林节节却退，黄沙步步进逼，膏壤在流失，江河在掀着浊浪，横决泛滥，所向披靡。日常生活中，口之所食，鼻之所嗅，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耳之所闻，乃至手之所触，足之所履，都可能在危害着我们的生命。整个世间正在蜕化为一个弥望无边、不可逃越的地狱！某些动物种群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很可能也是从整个宇宙中，永远消失。更多的动物正在面临着同样的命运。不仅动物面临着劫难，植物也在面临着灭种的厄运。我们人类的肌体在结构和抵抗力上并不优于动植物，甚至还处于明显的劣势，如此迁延下去，能例外地不受此种命运的威胁吗？
环境问题，有我们每天直接的切身感受和间接的耳闻目睹刺激着，其严重性已经引起比较广泛而深切的关注。而精神问题，由于暂时不会对我们的生存构成直接可见的威胁，似乎不应该在此问题上大惊小怪。然而，这种无动于衷正表明了精神病变的严重性。
精神病变，主要不是指当今精神病患者和心理不健康者的人数的大量增加，主要是指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迷失和道德意识的萎缩。
由于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本世纪人类创造出了先人们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便捷器物和新奇玩好。即使象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于世纪末期二十年间实施了一些有利于释放人的创造力的开放策略，就已发生了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变化。今天我们耳闻目睹的、亲身受用的，与二十年前的相比，令人油然而生今古之慨；回视百年之前的境况，更不啻天壤悬隔！这的确是人类的辉煌，天地间的奇迹。遗憾的是人的主体性就迷失在这滚滚而来的物质财富、便捷器物和新奇玩好之中了。
物质财富的创造，正是我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免受自然的任意摆布的能动性的绝大见证，这不就是人的主体性吗？是的，不可否认，这也是“主体性”的应有内容。因为，所谓“主体性”，虽然很难给它下一个人人接受的严格定义，但大致当指某种人类独具的精神力量或存在。唯人拥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据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的知性还是可以为自然“立法”的。所以，不能否认，科技创造能力、经济组织能力也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
不过，我们应进一步认识到，这些能力并不一定是人的最根本的主体性。世界上最为复杂、最难解读的恐怕莫过于“人”，确切地说，是莫过于人的精神了。人之精神犹如一座宏大繁复的殿宇，层楼错落，曲径通幽，不能“一览无余”。如果精神性的存在是主体性之所系，同时承认精神的存在是复杂的，有浅深、高下等层次之分，那么，浅表的、外缘的、低层的精神存在，如感觉、知觉、记忆以及经验心理学上喜怒哀乐等心理表现，由于其与物质性的存在紧贴互粘，具有相当程度的“物质性”(materiality)，其“精神性”(spirituality)便较少。相应地，便不能充分体现主体性。反过来说，距离物质性较远的精神存在才能比较充分地体现主体性。简言之，“物质性”与主体性成反比，“精神性”与“主体性”成正比。如果这种思路不全荒谬的话，我们就以此来照察一下科技能力的 “精神性” 、“物质性”究竟如何。
科技能力实际上是人之知性（understanding）能力。弗·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之说，就是指人的知性而言的。而知性具体表现为人的归纳、演绎等推理能力。这种精神存在，与感觉、知觉等意识相较，距离物质性的存在是相当远的。因为它不是来自外物的直接作用，不是物质世界的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