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中华民族在与自然相与之际，“和”太多于“斗”，未能发展出现代科技，面对突如其来的外族入侵，不仅没有还手之力，而且缺乏招架之功，处境岌岌可危。于是就依据眼前的经验，调整策略。所以，百多年来，我们以精研科技、开发自然为首要任务。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经验，开发军事科技则又是“重中之重”。

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间，激进主义如日中天，意识形态左右一切，这是“脱离石头”的“暴虎凭河”之举。不过这种“暴虎凭河”是发展科技、经济过程中的“暴虎凭河”。“大跃进”、“赶英超美”等“战天斗地”运动，都是以科技、经济为内容的，只是在运作方式上是“政治性的”罢了；虽然“抓革命”，但最终是为了“促生产”，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到底是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的，只是“抓革命”的结果是“促生产”抑或是“阻生产”，非当时的当政者所能晓知罢了。在“如何”发展科技、经济问题上我们“无意识”地脱离了“石头”；在“为什么”要发展科技、经济问题上，我们的理论依据，从根本上讲，仍属“摸着石头过河”。

到了世纪末的今天，虽然在科技上仍不能放松，但其迫切性比百年前已有所缓和。而且，现在环境恶化已转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又不得不作新的调整，恐怕不能唯科技经济发展之马首是瞻了。现在我们看到，为保护环境，一些行业的发展可以受到某些限制，一些厂矿可以被关闭。甚至一直是人类“天敌”的虎类，现在也在享受着人类给予的“高级待遇”。大熊猫的养尊处优生活更令人艳羡不已。“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似乎不再有效了。此种情形与世纪之初确实有不同。这其中的不同，就是我们根据“经验指南针”不得不作的调整。

经验有助于把我们从昏热的狂想和空想中拉回现实，走上稳健的道路。但是，纯粹依据“经验指南针”而行动，也会生出许多弊端。我们可能会缺乏远见，可能流于肤浅，可能只顾及眼前的功利、效果，以致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最终还可能因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我们在人口问题上所走的弯路。“人多力量大”，这是我们在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我们抱定这条经验，就在人口问题上实行“多多益善”的国策。当某些具有理性洞见的智者警告如此下去可堪忧虑时，抱定此经验不放的当政者则大不以为然，并击以权柄。其结果我们都很清楚——十分危险但又不得不为之的补救措施（高压性的“一胎化”）及由此产生的深广而持久的社会问题。其代价极其巨大，不仅有经济上的，而且有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伦理道德上的等等，一言难尽。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环保意识。遗憾的是，这些环保意识也是“迟到了的”。几十年前，我们要是稍有一点环保意识，少干一些诸如“毁林炼铁”、“填湖造田”这样的“壮举”，今天我们也许不至于会如此狼狈。此类“壮举”，今天看来是由于不顾经验所致，但在当年，实际上是出于“纯任经验”。因为当时不讲求理性，只知“跟着感觉走”：粮食能充饥活命，钢铁可铸枪炮机器，这些是眼下抗击“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的颠覆最为急需的，不惜一切代价去求之，不会有错！

虽然是亡羊补牢，但时下我们终于比较关注环境问题了。这无异是可喜的。不过，我们仍然没有摆脱“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行为模式。这又是可堪忧虑的。一是因为如此下去可能会遇到风险而不及防范，以致带来沉重的代价。二是因为，这样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终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和谐而合理的关系。

说在环境问题上我们仍未摆脱“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纯任经验模式，可能有人不赞成，说我们现在治理环境不是根据地球物理学、气象学、生态学等科学理论来行事么？岂是瞎摸？不错，在如何具体地治理环境问题上我们是有很多科学的环保理论为依据，但是，在为什么要保护自然、环保的意义这些根本性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仍拘牵于当下的感性经验、眼前的可见利益。一句话，我们对环保的关注，其性质是消极的，而非积极的。

当环境问题尚不甚突出时，我们漫不经心，不闻不问，因为那时尚不能危及我们当下的利益。只是当自然对我们的“杀鸡取卵”式的榨取忍无可忍，毫不客气地“回敬”我们，因而危及我们当下的功利乃至生命的存续时，我们才去关注它——无可奈何的关注！现在我们是关注环境问题了，甚至也采取了一些可称得上是“大刀阔斧”的举措，似乎不可再说“消极”了。但是，从根本上讲，即便如此，仍不能说“积极”。因为我们都是在“势在必行”的情形下而行之的。此外，尽管我们十分关心自然，但这种关心并非出于真诚，而是出于功利。我们是出于经济发展而保护自然，而非出于热爱自然而保护自然。在我们思想深处，发展总是“坐第一把交椅”。对自然，我们终究只是与之虚与逶迤，相与周旋。所以，仍是“消极”。如果将来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的亡羊补牢之举竟然奏了奇效，平息了自然的怒气，不再有来自自然方面的性命攸关的威胁了，那时，难保我们不会忘却现在的苦况，重蹈过去的复辙。这样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地迁延下去，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很可能每况愈下，最终以不可收拾而告终。

在对待文化传统上，纯任经验遗害亦复不浅。百多年来，我们只看到了坚船利炮、科技经济的威力，由于文化传统的作用是无形的、其效用是“远程的”，不能对“强国保种”起立竿见影之效，因而就遭到了的冷落、奚落和洗劫。结果精神病变终于滋生出来。时下能不时听到几声“发扬传统美德”、“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类的“号召”，大概是又摸着新“石头”了吧。不论如何，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如果总是拘于当下的经验、蔽于一时的功利，能否建设好“精神文明”，实在令人怀疑。 

六　“依于仁”

从功利出发，不能从根本上医治环境病变，那么如何才是治本之策呢？靠科学发展不行，因为当前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科技发展的后果。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很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近世哲人章太炎先生在科技发展水平远不及今日的世纪之初就见及“俱分进化”之理：“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景之随形，如罔两之逐景”（５）。此理得到了有识之士的普遍认同，而且在事实上也得到了印证。从中国古代道家的自然崇拜或近世西洋浪漫派的审美情趣出发，能激发人们对自然的挚爱之情；以此挚爱解决环境问题，可说是“绰有余裕”。遗憾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能会失去“人文化成”的文明世界，有得不偿失之虞。不得已，还是从我国儒家的智慧中汲取灵感。儒家所阐发的“仁”的精神似乎可以担当此任。

我们已经知道，为经济发展而保护自然不能从根本上医治环境病变，只有出于热爱自然而保护自然才能根本奏效。同时我们又不能一切都“顺其自然”，要保住“人文化成”的文明，也要保住科技文明。儒家“仁”的精神恰好可以对治这些问题而无所偏颇。

儒家的“仁”，并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原则，它同时是具有超越性的宇宙本体。虽然有其超越性，但又有其内在性，表现为本心、良知。孟子之“万物皆备于我”、程子之“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陆象山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以及王阳明之“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等说（６），都是说人的“仁”性就是天地之心、万物之本。

“仁”作为宇宙之本，支持着万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