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明白了，不论是环境病变，还是精神病变，要根本医治，都得靠“人心”之自觉，觉悟到本具的皇降之衷、秉彝之良和天命之性，并将其扩充推开，由弱到强，由近及远，直至塞乎天地，达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之所以能如此“一箭双雕”，那是因为不论精神病变也好，环境病变也好，其病根都是一个——到此恐怕是不言自明了——那就是人心之昏蔽。心一昏蔽，心中的天命之性所发出的“天光”就受到遮掩，于是感性物欲、私心杂念就乘虚而入。起始时尚是时入时出、头出头没，因为尚未被完全遮掩的“天光”还在时明时暗地闪烁。待人心昏蔽既久，“天光”就只剩下了一点耿耿小明、几不可察之时，私心杂念就入而不出，反客为主，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起来。此种状况与个人精神之高下、情操之崇鄙就是一回事。与世风之升降也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很简单，心体昏蔽得轻，昏蔽的人少，世风自然为之上升；反之，自然为之下降。
人心之昏蔽与自然也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连。昏蔽使我们失去“万物一体”之纯情，使我们物欲沸腾而不可遏，直接的结果就是向自然进行“杀鸡取卵”式的攫取，不置自然于死地并危及自己的性命而不止。此外，昏蔽使私心膨胀，时时思欲攫取别人、别国之所有以为己有。由此引起的财富不均与匮乏，最终会转化成对自然的压力。由此引起的战火，尤其是现代的战火，也会把自然弄得千孔百疮、面目全非。一言以蔽之，当今我们中国乃至全球所面临的环境病变和精神病变这两大问题，都直接间接地导源于人心之昏蔽。要对治，以免我们人类最终走向绝境，就得发大悲愿，心地隐然一动、豁然一觉，挑亮心中的“天光”，使尚存的一点耿耿小明朗然透亮起来。一旦天光普照，阴霾便不驱而散。当然，要医治环境病变、精神病变还需要作大量的具体细致的工作，也得不时辅以科技手段。不过最根本的一着是“觉悟”——觉悟到“万物一体”之仁，觉悟到“仁以为己仁”的天职。只有觉悟了，科学技术等“利器”才不致反客为主，遗害天下——至少不致遗下大害。这也许可称作“自然的人文化”(the humanization of the natural world)，或用古已有之的成话，叫做“人文化成”吧！
九 “高层自然”
经过一番思绪漫游之后，让我们再回到人性上，对它作一些正面审视。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至今仍然不是无可置疑的，但支持它的声音远远高于反对它的声音，这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其中涉及的问题专业性很强，一般人难以置喙。为方便起见，此处我们也不妨接受它，承认我们人类是始于无机物，经过生物，从我们的近亲动物逐步演化而来的。
根据进化论，我们知道人类来自自然。从生物学、医学，甚至从经验直观上，我们知道人的生理乃至心理都是自然物。人类机体的构成就是自然界中的那么些数量固定的元素，身体与动物也有同构性，可以把动物的器官“借用”到我们身上。利用现代克隆技术，甚至还有可能象制造机器那样制造出“大活人”来。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也是粘附在自然物质上的。染色体、血型的不同，由于年龄、性别等因素而引起的腺体分泌物的元素、分子式、浓度以及酸碱性质等方面的不同，都能影响到心理状态。“人是自然”这一论断可以说是确然不可移易。
不过，“人是自然”这一命题的绝对正确性只能从逻辑意义上来理解。若从事实上来理解，这一命题并不具有绝对性。它只是表明人具有“自然性”罢了。因为，仅以“自然的”眼光来看人，不能透及人的深层结构，只能察觉人的浅表。
如果说除了“自然性”之外，人便“一无所有”，那么首先碰到的就是价值问题。这个问题又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发问，即：人的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从何来？在人类当中何以会出现“价值判断”这一客观现象？
对于前一问题，当然可以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来作一些“回答”。如说价值观念是由物质生活条件、阶级利益决定着的，源于经济结构等等。这种解说是与事实不符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这种理论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容纳有关道德价值的永恒性和普遍性的设想。可事实上，某些基本价值观念如珍重生命、友善等则是亘贯今古的。与变动不居的经济条件为参照物来观之，其“恒定性”十分明显。人权是政治上的观念，同时也是价值观念。当今提倡“普遍的国际人权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不能说这不是价值普遍性的有力证据。这是客观现象，是无法否认的。
对后一问题，即人何以会有“价值判断”这一现象，从“自然”角度出发也不是不可以给出一番“解释”。如进化论者、伦理自然主义者可能会说：“价值判断”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是动物行为的延伸、继续，是人用来适应环境的条件反射体系，纯粹是为了“种”的进化、繁衍等等。从思考方法上讲，这些说法都是循环论证。都是以进化论、自然主义为理论预设而得出的结论。若人纯然是自然的，只能有天然的本能，不可能有是非善恶、贵贱美丑这些意识，至少不必然会有这些意识。一切行为都是“发乎自然”，根本不存在“是否恰当”、“是否可恶”、“是否优雅”等自觉和选择。
如果认为人只有自然性，还无法解释人何以会有“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何以古往今来会有那么多的人“忧道不忧贫”，何以会有追求生命永恒意义的动力等问题。仅从自然的角度来理解人，人只能关心个体的生存、种的繁衍，只能关切实际的利益以及可用为谋利工具的科技知识。终极关切、追求生命的永恒，这不仅与实际利益全然无干，而且往往会给自然生命的存续带来诸多不利因素，有时甚至还要以生命为代价。从自然的角度出发，很难予以解释。当然，这也可以从自然角度提供一些“说明”，如精神分析论者可能会说，这来自本能欲望、幼时的某种情结等等。可惜，这只是牵强的臆说，也是丐词。把心灵封闭起来，把“凡不是自然的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类成见横于胸中，当然不可能得出别的结论。
不可将终极关切视为“心理问题”不予正视。人生活在这“因缘和合”、转瞬即逝的经验世界中，尽管暖衣饱食，仍会有“飘若陌上尘”之存在问题，进而寻求人生的究极意义，古往今来，这都是极普遍的现象，只是在个体表现上有强弱久暂之不同而已。宗教的影响力之广、之大、之深、之持久就是有力的见证。这种现象的客观性、普遍性的程度之高已不允许我们轻描淡写地以“精神病”视之了。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许多可敬的人物如舍生取义者一般都在此列、大多数不可敬的人物如跳梁穿逾者都不在此列时，更应慎重待之。很有可能，追求永恒是人内在的本性。由于此种本性不像食色等本性那样是自然性上的、经验的，而是与个体和种的存续无干的、不能从自然的角度加以说明的，因而，很可能得从先验的角度来看待它才妥当。
当人不满足于把生命的全部委之于感性世界，任其牵拉袭蚀，惕然“求其放心”、戛戛体究“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学时，往往能“直觉”到超越的精神实体的存在。古往今来的圣哲都有此般生命的转进、境界的升腾。这种直觉就是中国哲学所讲的“体证”，就是“见道”之“见”。它是一种“实证”（verification），一种不同于近世西方“实证主义”（positivism）意义上的实证的另一种实证。
一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