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本世纪许多真诚的忧国忧民的先觉者、知识精英都是些“日用而不知”的“百姓”。他们有一颗“不忍人”之心，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 。目击列强对我国及其它弱小国家的鱼肉，他们义愤填膺；看见同胞的麻木不仁、愚昧无知，他们忧心如焚、痛心疾首。为“拯斯民于水火”，他们不惜牺牲一己之财富、生命，挺身而出，奔走号呼。这正是儒者“仁以为己任”的义举！当年孔、孟两人为“拯斯民于水火”，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冒着拘系、绝粮、遇刺等危难，栖栖遑遑颠簸奔仆于列国之间，也不过如此啊！

然而，我们的先觉者们并未觉悟到此。他们把现实中的一切都归罪于孔孟，将其说置于死地，而把“进化论”、“互助论”（１５）、“实证论”和“唯物论”等思想奉为真理。不可否认，这些思想都有一定的独到之见，如果摆正其位置，不无益人神智、补苴罅漏的功用。但都是一些“偏方”，如果将其当作人生指南、建国方略，必然会因偏离大中至正之“人道”和“仁道”而遗害社会。这些思想都属于广义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欲以“自然性”来封限人性，否认人的“天命之性”。因而，也就不可能成就人的主体性，构建不起稳固的价值世界。其它姑且不论，若持此等理论，首先这些“先觉者们”连自己的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也无法解释。是出于动物的本能吗？受经济利益的刺激吗？如此，还有什么“可贵”和“崇高”可言？帝国主义者、统治阶级出于同样的本能和经济利益鱼肉我们乃是“顺乎自然”，有什么值得咬牙切齿地谴责？

真诚的先觉者们的“义举”只能是出于秉彝之良、人性之善，可就是“日用而不知”。他们否认天理，而不悟自他们内心的“不平之鸣”就是天理。用堂堂正正的“人道”和“仁道”为武器抗击霸权和强权本来得心应手，却意气用事，见异思迁，被只能奏效一时、转眼即遗大患的“兽道”和“霸道”（进化论也是殖民主义的理据）迷住心窍。

先觉者的“义举”是出于人之善性，可由于是在“日用而不知”情形下发出的举动，加上各种“理障”的掩袭，本心之明便不能不大为减杀甚至完全汩没。因而其举动就难保不致滑转、走失和扭曲。不少“革命者”当初是抱着真诚的“救国救民”、“解放全人类”这样的“好意”、“善心”而参加革命的，但是，由于不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在反人性的理论的熏染、误导下，干下了许多贻害无穷的事情。二十世纪中国人遭受的大劫大难大多是由此酿就的。

前文曾言，国人抗击列强吞食、强国保种之举是出于求生之本能，证明了“人是自然”的正确性。此处则说出自人性之善，基于天理。这是为何？答曰：自天理观之，即是出自天理；自自然主义观之，即是出自本能。眼界高低不同，所见事物之意义就不同。“高层自然”要假“低层自然”以行其道，天理之中自有“人欲”，上下之间本来就是有重合的，两说之间并无矛盾。不过，天理终究高于人欲，所以，正如虽然不能说荀况的“性恶说”完全错误，但终究是“俗谛”意义上的“权说”那样，“人是自然”之说也只能处在“权说”的位置上，只能有“俗谛”上的“正确性”。

十一  结语：“首出庶物　万国咸宁” 

人有其“自然属性”一面，又有更高的“非自然属性”（超越的天命之性、“高层自然”）一面。放任其自然性而无所节制，则百病滋生，不仅殃及自然界，而且祸及“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性和道德性。肯认其“非自然属性”而护持之、长养之、扩充之，则元气充盈，沉疴聿瘳。要医治当今我国乃至全球所遭逢的环境病变和精神病变，舍此莫由。

人心昏蔽，天命之性不得彰显，扑天盖地的外诱乘虚而入。外诱入侵，又反过来进一步遮蔽心体之明。如此循环往复，人之主体性苶然疲役，蔑所底止！结果驰逐物欲，目盲心狂，心随物转，恶风披猖，精神病变于焉而生。此外，天命之性不得彰显，则“民胞物与”之情消歇；弛逐物欲，则贪昧饕餮，暴殄天物。如此以顽然僵木之心，挟以科技之利器，攘货旷原，索利山川，决骤于货财欲利之中而略无反顾，大自然最终因负荷、戕伤过重而产生病变，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自然病变导源于精神病变，是精神病变之延展。病症是二，病根是一；根本上是一种病变。要医治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从根本着手，养护万物一体之仁心以拔其本而塞其源。具体做法十分易简。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１６）祛除病根的“不二法门”就是“求其放心”、“节制嗜欲”。

嗜欲是人之自然性，与自然对应；本心是人之天命之性，与天道仁体对应。求其放心就是彰显天命之性，挺起主体性，免致物化；节制嗜欲就是以天命之性统御、裁断、疏导、溶炼和润化自然属性。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１７）庄子说：“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１８）自然性失控，就会纵欲败度，精神萎顿。接踵而来的便是殃及自然——包括“小自然”（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和“大自然”（山川草木、飞禽走兽）。当今的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正是因为天命之性汩没殆尽，自然之性脱缰狂弛，反客为主而酿就的苦果。

总之，人“顶天立地”，部分属天，部分属地。既是自然，又不全是自然。人的“天职”是觉悟自身本具的天命之性，并不懈地将其推拓开去——及于“亲”、及于“人”，及于“万物”，成就一个既“万物一体”同时又“有伦有脊”的太和世界。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现象”，并非人之究极本性。如果人背弃“天职”，放厥嗜欲，就是将自己降至与自然物相同的存在层次上，相与决逐，不能和谐，以致不仅危及自身，也殃及自然界。提起人之“非自然性”，不仅能保全自身，也能惠及自然。天命之性才是人的究极本性，依止于此，人才能与自然真正和谐相处。《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１９）。在此，不妨如此作解：人性与乾道（即天道）在本体上是合一的，不过只有修己尽性才能实现和保持经验上的“合一”；实现、保持合一，则万物各顺其性、各达其命。人只有挺起主体性，擎起天命之性，超拔于一般的自然物，不为所困，才能致中和以赞天地之化育，导天下万国于康宁怡乐之庄。因此，要真正走出不妙的世纪之末，迈向真正的新世纪，真正的出路在于归依万物一体之仁道，充养民胞物与之纯情，使天命之性“首出庶物”！

（１）《周易》复卦初九爻辞。

（２）“精神性”一词，本文系权且借用，望莫以西文spirituality一词之原义绳之。

（３）《孟子》，《告子》上。

（４）霍布斯：《利维坦》，第一编“论人类”，第十三章“论人类之自然的状态”。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４年《万有文库》版。

（５）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按：此文发表于１９０６年。

（６）孟子之说见《孟子·尽心上》；程子之说见《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陆象山之说见《象山全集》卷二十二《杂说》；王阳明之说见《传习录》下。

（７）《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三载：“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

　　郑燮说：“平生最不喜笼中养鸟，我图娱悦，彼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又说：“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