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与自然的断想(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的精神文明”,是“物化的精神文明”。我们所讲的“精神文明”实际上是一只不曾受精的鸡卵,无论孵化多长时间,也不会看见有雏鸡破壳而出。由于现实情景如此,我们几乎成了“科技拜物教”的信徒,患了盲目发展症。发展是终极目的,节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是暂时的迂回周旋。自然界稍微有了点喘息的余闲,我们就会一步冲上去,将其窒塞。只是在自然行将窒息而死,我们眼看着自己也要同归于尽的一刹那,才不得不出于自身利益,让自然再喘一口气。根本没有丝毫的“仁民爱物”之心、“民胞物与”之情。这样,就与自然处于无休止的拉锯式的僵持斗争中,时时都可能暴发危机,永无安宁之日。“与自然建立起和谐关系”也就无从谈起。

从万物一体之仁出发,该发展时就发展,该节制(限制)时就节制。发展时不以为喜,时刻留意:我们是否陷于物欲太深,是否伤及自然太狠,上干天和?节制时不以为忧,时刻意识到万物都是天之所生,人虽顶天立地、贵为“三才”之一,但不可霸视其它物类,沉溺物欲之中不能自拔,暴殄天物以自适,把“赞天地之化育”的天职抛却净尽。应认识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万物各得其所,各适其性,才是“乐莫大焉”的。



七 悖论环扣的开解 

依于仁,不仅可使我们走出行动上的窘境,而且可以解开理论上的悖论。人本身既是自然,又改造自然;唯有改造自然,才能成其为自然。根据机械的、平面的思考方式,这是不可思议的矛盾。但若以儒家以仁为体、以成物为用的形上学观之,则不言而喻、顺理成章。儒者不否认人是自然。因为不仅人的生命的开启和维持离不开自然,而且人的圆颅方趾之形、饮食男女之性就是十足的自然属性,即所谓“气质之性”。不过,儒者虽不否认人是自然,但又不把人局限于自然,认为人除了动物性之外就一无所有,而是断定人有那么一点超于自然的东西,即所谓“天命之性”。

所谓天命之性,从超越一方面讲,就是宇宙万物的本体,“生物不测”的天地之道、仁体。南宋儒者胡五峰就说,“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10)从内在一方面讲,天命之性就是人的恻隐之心、良知良能。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就是在这样的义理背景下讲的。

天命之性是儒者的信仰,也就是儒教,钱穆先生称之为“心教”(11)。说天命之性是儒者的“信仰”,意思是说,天命之性的存在没有科学上的证据,不能用逻辑方法来证成之。不过,这并不成其为缺陷。在儒者看来,无须攀援逻辑手段为羽翼,无须劳驾科学来壮胆。因为科学与信仰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将其牵扯在一起只能互相损害,使科学不成其为科学,信仰不成其为信仰。儒者认为,只要有“心证”就够了,别无它求。

科学必须有“经验实证”。“经验实证”是外在的物质上的证明,是“外证”、“物证”。儒家的信仰需要的是“心灵实证”。“心灵实证”是内在的精神证明,是“内证”、“心证”。“内证”、“心证”的成立不能求诸感性事物,但绝非毫无客观性的墙阴私语、梦中呓语。儒家的信仰也有其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同于科学上的客观性,可以用公式演算出来。儒者信仰的客观性表现为儒者的崇高人格以及在古今儒者心灵深处架起的永不坍塌的精神桥梁、亘古一如的价值世界,即所谓“道统”。精神病患者的歇斯底里式的自言自语与其他精神病患者并不能沟通起来,而古今儒者之间的心灵感通则如坐一堂,促膝叙语。他们的人格也能受到许多虽非儒者但通情达理的人士,包括出生于千百年之后的这样的人士的崇敬。所有这些岂非正大光明的客观性吗?还需什么“客观化”?

人有其自然属性,也有不受自然封限的超越的天命之性。自然属性是外在的感性经验所实证了的,天命之性是内在的精神体验所实证了的。自然属性属形下世界,天命之性属形上世界。虽然自然属性在根本上也是以天命之性为依止的,但由于已落入经验层,就不能不带有某种惰性,有可能偏离天命之性的统御,产生“反客为主”的趋向。不过天命之性要成就其大用,也不能不假借自然属性。天命之性纯粹至精、有善无恶。自然属性本非不善,但有趋恶的可能。以天命之性为航舵,范围自然属性使之去不善而就于善,正是人类“替天行道”之天职之所在。人身上有以其感性自然为依托的非理性因子,于是儒者主张提起本心,对治这不良因子。这就是儒者所讲的修身工夫。社会上有丑恶现象、不良之徒,就得通过法律、政令乃至武力等手段予以整治、荡平。这就是儒者所讲的“治国平天下”。自然界有与人为害的现象,如孟子所说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这种现象,就得去“战天斗地”,而不能坐而待毙。进而言之,目睹我们的同类生计维艰,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稚子,大有养生送死之憾,就得努力辟土植谷、通财鬻货,因象制器,通功易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科技、繁荣经济贸易,提高生活质量。这就是儒者所讲的“开物成务”之大业。不论是修身,还是治国平天下,还是开物成务,都无非是“替天行道”、“居仁由义”所本具的内容。由于出发点是“仁”,是天理,所以虽讲修身,但不致走上禁欲主义,使生命陷于枯槁,以遗“压抑人性”之讥。因为儒者认为食色之性也是天之所予,也是“践形”之资具,是生生之道借以表现自己的“场景”之一。只是不能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将天命之性也汩没进去而已。由于出发点是仁体、天理,所以虽然要“理财正辞,禁民为非”,但这样做不是为了统治者的私利私欲。不管是民还是君,都得顺乎天理。否则,就是“君不君,臣不臣”。因此,如果真能依据儒者的主张来治国,就是安居乐业、各适其性的社会。草菅人命,视民如畜的暴政是不仁之甚者,儒者极力反对。此外,由于出发点是仁体、天理,所以虽然主张改造自然,发展科技和经济,但不把“战天斗地”奉为哲学,而是把天人合一奉为哲学。不把发展科技、经济、满足无止境的感性欲望当作追求的最后目标,而是把尽己之性、尽天之性、尽物之性(三事实为一事)作为终极目标。因而,也就不会出现毁伤自然,暴殄天物,纵欲败度,导致上干天和,下犯地气,中灭人性这样的末日绝境。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预设的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之间的悖论环扣可以解开了。从仁道出发,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完全是统一的,是仁道生生不息的两个表现方面。改造自然是利用低级的自然物来护持高级自然物即人类,这是尽仁道;保护自然是人类自觉到万物一体之仁后,仁民爱物,将仁德推及山川草木、飞禽走兽,这同样是尽仁道。改造自然成就人类,使自然更具生机,获得意义,不啻是保护自然。保护自然是人类以其天命之性节制、修治其食色等自然属性的必然表现,这不啻是改造自然。可以说,以仁道观之,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无非是“一阴一阳互为其根”地作用着以运不息之天道,以显生生之仁德。矛盾与对立,是由于我们为形式逻辑、平面思维封限锢闭,“性光”不得呈露,“天目”不开有以致之而已。



八 挑亮心中的“天光” 

环境病变是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具体地说,是我们人类的物欲过度膨胀造成的。要医治,寄希望于开发新科技不是根本出路,根本的出路在于“开发”人的内心世界。也即,把上天赋予我们每人心中的秉彝之良从私欲锢闭中发掘出来,加以拂拭,使其放光。

以儒家仁义之道,医治环境病变,可以说,这只是儒家思想的附带作用。医治精神病变才是它最拿手的。儒家所讲的天道仁体是一自由无限心,虽入乎万象之内,又超乎万象之外,“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就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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