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能通过身心修养工夫将人人本具的内在仁德彰显出来，就能真切地觉悟到人与自然在本源上是一根同体的。基督教讲人和自然都始自上帝的创造，而儒者讲人和自然都源于仁体之化成。教虽不同，而理则不无相通之处。既认识到自然与我们是同体相连的，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们本来是朋友，而非相互对抗的敌人，应该“相视一笑泯恩仇”才是。所以，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以观生意；郑板桥不喜笼中养鸟，用适其性（７）。这样一来，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我们就能以真诚的体恤之情去行事，而不是抱着谋取一时功利的机心去应付，从而根本上摆脱反反复复的“虚与逶迤、相与周旋”的怪圈，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和谐关系，而不是明目张胆的斗争关系或貌合神离的“合作关系”。
把自然看成我们的亲友，真诚相待，的确能从根本上医治环境病变，但是，这样是否会让我们退回到“结绳而治之”的纯粹的“原始状态”？答案是：如果脱离了“仁”的原则，有可能是这样；如果始终恪守“仁”的原则，则大可不必为此担忧。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儒家“仁”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爱有差等”。
儒家的“仁”，就其为万物的本体、万物的“资始”者、“资生”者这层意义而言，就“物物一太极、统体一太极”这一语境而论，有其绝对的普遍性的一面。但在仁体“繁兴大用”的过程中，在具体的事物上呈现时，并不是抽象的“博爱”、“兼爱”，而是有远近、厚薄、轻重、缓急、本末、内外等许许多条理、分际。也即，仁爱的播施，是由近及远、各如其分地逐步“推”开去的，而不是不分厚薄、均平地以平面状的形态“盖”上去的。依据“仁”的原则，必须先爱自己的亲人，后爱别人的亲人；必须先爱自己的子女，后爱别人的子女，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就是“不孝”、“不仁”之大者。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从积极方面的行仁着眼的。是说人不能自私，要行孔子所倡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不过孟子的这段话完全可以从消极方面来理解，即不能“老人之老而及吾之老，幼人之幼以及吾之幼”，或者“人老吾老、人幼吾幼一体平视”。如此理解，不必担心对孟子的思想有丝毫的违背。孟子之所以与墨家辨难不已，就是为此。
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亲亲而仁民”是在人与人之间行仁的原则；“仁民而爱物”是在人与自然物之间行仁的原则。也即，原则上讲，对人类的爱必须先于、重于对动植物等自然物的爱，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这只是大的分际，细小的分际是无穷无尽的，必须有长期的格物致知工夫才能极其精微而不乱。
总括言之，在儒家看来，虽然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孕育、生成、陶铸于仁体，有其“理一”的一面。但万物又是纷繁复杂、万有不齐的。仁体在其中的体现是参差不等、各有定分的。因而，同时也就有其“分殊”的一面；相应地，在价值上就有高下、贵贱、美丑等层级之别。人是万物之灵，不用说是高于动植物等自然物的。根据儒家“理一分殊”这一哲学原理和行动原则（“理一分殊”既可从本体论上讲，也可从工夫论上讲），我们就可以找到和谐而合理的人与自然的相与之道，解决上文所谓行动上的两难了。
人与自然都依于超越的仁体，人与动植物都自一体而发，因此，极目苍茫宇宙，环视大千世界，大到星系天体，小到粒沙微尘，尊为神明之胄，卑为飞潜动植，莫非四体之延伸，一心之所系。所以，明代大儒王阳明说：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看见幼儿快要掉入井中那一刹那，都会动怵惕恻隐之心；看见鸟兽在颤抖哀鸣，都会有不忍之心。而且不止如此，即使看见了没有知觉的花草树木遭到了无端毁伤，也会产生怜悯不安之心。甚而至于看见顽硬的砖瓦石料被毁坏，也会有怜惜之情的（８）。因此，我们应养护我们的“民胞物与”之情，善待万物，不可恣肆践踏，纵意毁弃，妄动杀机而略无顾惜，以致犯下暴殄天物之罪。如果能有儒者这种仁民爱物之情怀，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去爱护自然、保护自然。而且，由于在这样的义理背景和精神境界下的爱护、保护，不是出于功利，而是出于仁德、天理，其基础要比出于发展经济而从事的环保措施坚实千百倍。
儒者爱护自然，不是主张回到“结绳而治”、“与麋鹿同游”的纯自然的“原始状态”。也不是主张抽象的、绝对的“不杀生”。而是主张“一体”之中有“厚薄”、“轻重”。 当门人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时，王阳明回答说：“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９人是万物之灵，宇宙的精华，是天道、仁体的集中体现，有了人类，整个宇宙才从无意义的一团漆黑迈入有意义的一片光明。不言而喻，人类的存续，比其他自然物的存续要重要得多得多。人类创造的文明、人文世界是自然世界的推扬、升华，是宇宙进化的前锋界面，比自然界更能体现天道的意蕴，更有意义。因而，以动植物养人之体，裁万物备人之用，不仅是事理之必然，也是义理之当然。因此，人类不能也不应该绝对“无为”，应该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替天行道”、“赞天地之化育”的重任，应该效法健行不息、生生不已的天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开物成务，彰显天道的光辉与伟大。简言之，依据天德仁体，还是要改造自然、发展科技。不同的是，必须有所克制、保持合理的限度。应刻刻存心以仁，节制物欲，不失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之情。从根本上讲，是要从发扬仁德的角度去发展科技，不可为发展科技而发展科技。如果把“替天行道”的天职抛至九霄，唯满足人的物欲、好奇是务，盲目发展科技，不仅会汩没人的主体性，致使生命意义贫乏暗淡，而且还可能使人类社会陷于可怕的深渊。比如，如果任核子武器发展下去，地球上总有一天会人消物尽。不限制克隆技术的发展，人类很可能会跌入价值列变、精神崩决的鬼魅之国。科技是上天赋予我们人类的自卫、自全的工具，不合法的盗用、滥用是会招致杀身之祸的。
摘下功利主义的眼镜，开启仁义之道的“天目”，在人与自然的问题上，我们一下子就跳出了由于纯任经验而陷入的左右为难的窘境，进入“柳岸花明”的新境地。那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展科技以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又要限制科技的过度的、盲目的发展以护护自然。发展是出于仁道，限制发展同样是出于仁道。不论是发展还是限制，其自身都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它们只是仁道表现的两个方面。终极目标在仁道。
既要发展，又要限制，听起来平淡无奇，似乎与我们现在的行动策略并无不同。其实并不如此。
时下我们认为“发展是硬道理”，其内容主要是科技、经济的发展。虽然也强调“精神文明”，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但是，我们眼看着“物质文明”在一步步攀升，“精神文明”在一步步下滑。原因何在？也许，没有真正做到“两手都要硬”是其部分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恐怕在于我们所讲的“精神文明”是“无根的精神文明”，是“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