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型及启示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1-08

  论文关键词:当代西方国家  政府公共管理职能  转型  启示

  论文摘要: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各国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其政治统治得以实现的基础。从2o世纪7o年代开始,西方各国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们相继进行了以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眼务质量为主要特征的公共管理职能的改革。这场改革既反映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非常丰富的统治经验,在履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方面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同时,对于我们在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挥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政府职能是各国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固有的功能,是适应国家的根本目的而形成的政府活动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它分为两大类:政治统治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其中,公共管理职能,是其政治统治职能得以实现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各国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其内容、范围和模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具有不同的表现。因此,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特别是深入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变化,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当代资本主义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在我国现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挥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经济运行主要受市场机制的支配,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职能相对弱小,而政治镇压职能比较强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挣脱了封建专制的枷锁,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但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打碎封建主义的国家机器。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新兴政权,防止封建势力的复辟,西方资产阶级政府职能的重点必须放在政治统治上。同时,在当时的经济界,为了摆脱封建专制制度以及重商主义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束缚,普遍要求限制政府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力如果超出了其保护私有财产的范围,就不可避免地侵犯了人的自由权利。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让商品经济在自由放任的状态下运行。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对当时政府职能的特征,作了最好的阐述。他主张“管事最少,政府最好”,充分肯定私人经济活动和“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寸政府的职能则表示出极大的怀疑。亚当斯密把政府比喻为“守夜人”,把它的职能明确地限定为:“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保护社会成员,使其不受社会任何其他人的侵犯和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国家机关。第三,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这样的政府的职能是非常有限的。”

      由于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完全靠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来自行调节,它在有效配置资源、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可以依靠市场来解决。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问题是无法仅仅依靠市场来解决的,这也就是“市场失灵”之处。而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正是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随着工业革命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展,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诸如失业、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等更为严重,特别是1929—    1933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更清楚地暴露了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也宣告了“自由放任”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为基础论证了国家全面干预的合理性。他认为,导致周期性危机爆发的根源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不足,而仅靠市场自发调节是无法自动扩大这种需求的;市场机制的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留出了空间;政府应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国家干预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不仅要履行其传统职能,而且要对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等问题负责。以美国为代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普遍推行了国家干预政策,加大了对经济社会生活管理的范围和力度,公共管理活动明显加强。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向社会提供大量公共服务、加强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来寻求广泛的社会支持,以便全面处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

    在20世纪,西方各国政府扩展公共管理职能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福利国家”的建设。“福利国家”是政府以社会总体代表的身份,试图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校正社会自身所固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趋向,并以此作为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一种手段。“福利国家”“不仅包括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而且还包括为教育和医疗卫生提供广泛的支持”。mczz0’在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以贝弗里奇《社会保障及相关服务)为基础,以消除贫困、疾苦、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社会病害为目标,以普遍性、统一性和全面性为原则,逐步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即使是美国这样一个被公认为是西方各国中政府职能最小的国家,政府的公共管理也“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它“要为年老、病死、无依无靠、伤残以及失业提供保障;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照顾;为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提供各级教育;为公路、水路、铁路和空中运输提供管理经费;提供警察和防火措施;提供卫生设施和污水处理;为医学、科学和技术研究提供经费;管理邮政事业;进行太空探索活动;维护公园和娱乐活动;为穷人提供住房和适当的食物;制定职业训练和劳力安排规划;净化空气和水;重建中心城市;保持充分就业和稳定的货币供应;调整商业活动和劳资关系;消灭种族和性别歧视”。〔’〕“‘’所以,这时的西方各国政府已不仅仅是“守夜人”的角色,而更多的是在扮演着“管家婆”的角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政府扮演了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负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宏观经济的控者等角色。正是由于各国政府全面而有力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缺陷,保证了西方各国战后近30年经济的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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