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经济学》是苏联在全盛时间的经济教材，它就是力图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过程建立体系，其结果，只是将苏联当时的国家经济管理的部门组成结构予以解说，并没有任何科学成分在其中。苏联的经济管理体系既不是经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方式后形成的自然系统，也不是经过对大社会经济系统进行科学研究以后，依据科学理论而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人工系统，因此，尽管人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系统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但这个“成就”与管理过程的理论毫不相关，而是系统外部的某些决策的力量在推动在运作。鲁缅采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不是以自然物为对象的科学理论，又不是以人工系统为对象的管理过程操作方法（即技能培训教材），因此，它既不具备任何科学性（它没有揭示出任何事物的客观性），也不具备操作性（它没有教给学习者任何管理技能）。

说Managing是职能，不如说它更是一种技能，一种艺术。

在人们接受Managing培训时，只能传授方法。本质上它与驾驶（汽车、飞机）的技能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参与“驾驶”的人是相互配合的一群人，而且面对的不只是仪表和显示器，还有多种系统要素：人、信息和各种资源。

如果说管理好这个系统内只需要有资源配置和信息处理技能的，那么在某些时候这个管理还好像是一个类似自然系统的“人——机”对话的系统工程，但是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几乎都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进行选择决断来完成，因此，Managing更体现为“人——人”之间的反复信息反馈过程和充满经济考虑的抉择、决策以及核算等行为。因此管理工作更体现为管理者是在支配（若干个）他人来完成自己的意图。

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门类的“系统”，Managing的“理论体系”无法成形，只能提供出各种类型的Managing的成功或失败的先例，起到示范的作用。而且这个示范并没有“标准答案”相伴随，学习者只参考其方法和思路，“见识”（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习”）多了，由自己琢磨出道道来。这就是方兴未艾的MBA教学方式。

这种案例学习，展示的不是客观存在的某种规律，也就是说人们不是在学科学，而是在领会和揣摩“一种悟性”。这种教学法就与艺术领域的教学法相似了。学习者只从教授者那里获得“笔法”和“感觉”；在学习后所面对的要对其进行管理的系统，只是自己进行再创造的一种环境或条件，模仿和照搬是没有价值的。这是管理者最感困惑和最能体味出其无穷魅力的。

管理者实施管理时绝大部分时间已不用“复习”管理原理（即管理科学的那部分知识）了，而要对他所管理的人进行了解、选择、使用、激励、培养、任用、罢免……这构成所有的管理者进行管理工作的大部分内容。这些技能无法上升为理论，也就是它们显示不出是一种什么“管理科学”的本质。

相反，管理者做好这个内容的工作，更多地需掌握各种人文知识，需要培育自己的涵养，培养自己与别人的合作习惯，几乎一切与文化有关的知识都会对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产生积极的作用。

面对文化背景不同的被管理者，管理者要实施不同的管理方式，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对方的工作热情，这更体现为一种艺术才能。而对全体被管理者进行共性分析，创造出一种氛围，激励和培养出一种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则更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高层次的管理方式，这就是创建企业文化的工作。这种“本事”则更不是可以以传授科学知识的方式来培养的。因此，这部分“管理”——Managing，只能是一种职能或技能，根本不能以对待科学的方式来对待，而以对待艺术的方式来对待倒可以结出最佳的效果来。



打一个比方，学习艺术与学习物理就必须用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方法，而同是“管理”，对待管理原理（科学）和对待管理过程（Managing）也不应当用同一种态度来对待，哪怕那种态度叫科学的态度。

用科学态度对待客观存在的事物无疑是恰当的，这里所说的客观存在的事物当然包括自然系统；但是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一个人工系统，则要仔细分析一下了。人工系统，尤其是人工社会系统，比如一个企业，一个社区乃至一个社会，其存在机理往往是文化在起内在作用。一个管理者用对待自在物那样干涉那个系统的存在和变革方式，哪怕他出于良好的意愿，应用“科学”的手段，也会引出不好的效果来。十七世纪以来的西方文明向东方和美洲强力推行的“文明开化”运动（即殖民化进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以科学为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努力（被称为“科学主义”）都违反了某种人类最高等级的伦理原则，故都已被历史所否定。现在提起中国的地质科学，人们马上就想起李四光，其实依笔者个人之见，丁文江先生在中国地质科学建设方面，贡献绝对大于李四光，但是依爱划线看人的中国传统，就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孙传芳豢养的政客”这顶帽子，就把他在地质科学上的贡献也一概抹杀了。好像新中国接手的那么丰富的地质资料和组织良好的地质学研究队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一样。其实与那些成就最有关的一个人就是丁文江。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不顾病魔缠身，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