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面的似与不似:误会、文饰与天命的感通(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致身求仕生涯中最穷困不通的两个时刻。然而天命,恰曾于兹——此时和此地——感通于斯人。

然而天命,这何曾谈及?赤裸裸的天命本身如何感通?孔子听到什么声音了吗,就像苏格拉底、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曾经听到的声音那样?“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8]自始至终,夫子所绵绵不绝地听到的,也许只是川流不息的水声,昼夜更替、寒暑往来的时间的步伐。而这就是孔子的天命之声?这声音类似于一种音乐,岂不已经是一种“文”?至于赤裸裸的天命本身,孔子曾经说过“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9]因此,在另外一处记载中,子贡曾经感慨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0]?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紧贴文/面,我们读到的只是“文”,那秉承着天命之质然而无时不在变幻着面孔的“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是在感慨有周一代“文物典章制度”的陨落以及“复辟”此一制度的野心?然而复辟,如果这确诚是一种“复-辟”或“重新-开辟”,那么它就必然意味着在“文”的层-面上有所革新:《易·革》卦所谓“虎变”、“豹变”和“革面”岂不正是“从面子上开始”,“重新开辟新的面貌”?这又如何是一种单纯“保守”意义上的“复辟”?《尚书》记载“革命家”的典范商汤铭写在他的青铜器皿上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之道岂不是反复致意于此?

然而,如果天命从来不曾“赤裸裸地”出场和发布命令,而是无往不通过“文章”或脸面而变-现——“文”或“面”岂非同时意味着表露和欺骗、莫测的变化和诚实的显现?——,那么,在天命的感通中,待命之人自始就不得不陷入一种文/面的似与不似的纠缠困境及其所带来的误会和文饰之中。在此感通的困难之中,所谓贤与不肖的区别,说的正是那种几乎不可能确定的似与不似的脸面认取?

由是观之,所谓“子畏于匡”的困厄境地,也许还不仅仅意味着孔子被匡人所围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件因素,虽然人们历来只把关注的目光聚焦于此一点因素之上。事实上,另外还有一个常被人们提及然而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应有之深思的事件因素:那便是孔子被困事件发生的起因——这起因是多么值得思考而又逃避着思考的令人尴尬的荒唐——,即孔子与阳虎脸面相似而被匡人误以为阳虎。孔子貌似阳虎,这显然是被困事件发生的前因,并与被困事件一起构成着整个“子畏于匡”事件中必不可少的事件要素。

或者,这一素被忽视之要素的重要性还不止于作为构成此一事件之因素?而是:早在被困事件发生之前,它就早已经是在发生着的困局?以及:即使当孔子从匡人之围中逃脱出来之后,从陈蔡之围中逃脱出来之后,从任何一个偶然的困厄中逃脱出来之后,这种难以通过辨认文/面而感通天命的困局仍然在一如既往地持续发生着?当五四一代“打倒孔家店”的时候,当文革一代“批林批孔”的时候,当时下的进步青年痛骂那些“终于一起站起来了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时候,孔子——如果他还“在兹”的话——岂不仍然被围困在那种脸面相似于阳虎的古老困局?相对于这场更为深刻、更为持久的困局而言,无论匡人之围还是陈蔡之围,看来都还只是一场巨大的误会或困局的序幕而已。

 



 

是的,孔子因貌似阳虎而被围困,这诚然是一场误会。然而这也许是一场命定的误会?一场寓意深刻的、必定会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每个时间每个地点发生的误会?一场对于天命之流行和会通来说不可避免的误会?以及由此误会而来的不可避免的迷茫、困厄、隔绝和欺骗?“奇怪,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是两个主人公呢?”[11]我们在共通体的春季写作中曾经思考过海子的这个问题。类似地,我们也可以问:奇怪,为什么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呢?为什么是旧约和新约呢?为什么是古代和现代呢?为什么是西方和东方呢?为什么是“将丧”和“未丧”,“既没”和“后死者”呢?奇怪,“这两个面貌相同的安提福勒斯,这两个难分彼此的德洛米奥!”[12]?

当然,正如夏可君所指出的那样,也许所谓“孔子与阳虎脸面相似”的传闻-传文本身就是一个误会?一个以讹传讹的文/面的误会?考虑到古文献交错书写的复杂文/面,如此推测是极有道理的:更极端的情形,比如说在《墨子·非儒下》中,阳虎甚至被讹传为孔子的弟子。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此应该深思的是:所谓“脸面的相似”仅仅意味着——也许我们可以说“几何学意义上的”——“长相的相似”?或者,我们是否可以猜度说:这种因“长相相似”而导致的误会,其之所以可能发生,毋宁乃是源出于更为本质的——或者说更为表面的——不可避免的误会?或许正是源出于此一本质的不可避免的误会——这一本质误会非但不是来自更深的“内在基础”,而恰恰就是文/面的延异——,“孔子与阳虎脸面相似”的文/面误会的发生——无论他们的脸面之间的似是而非的相似性误会的发生,还是这一相似性传闻-传文误会的发生——才得以可能。

然而“不可避免的误会”竟然还是一种误会?也许误会本来就是兴会或会通[13]的一个“相似的脸面”?一个原生的“孪生兄弟”?就像两个安提福勒斯或两个德洛米奥?这是否说明,在开端的最初就已经蕴含着歧义和假象,如果“歧义”和“假象”这两个词仍然可以被有效地使用?而且此歧义和假象并非“本义”或“真相”的可有可无的附加成份或扭曲形式,而是恰如本义或真相一般原生和根本?

因此,是不是在任何一场会——聚会、领会、会通或兴会——的开始乃至之前,会场的位置就已经悄然为误会之阴影所占位-发生(taking-place)?以及,在任何一场会的发生过程中,误会之阴影无不伴随着领会和会通之左右?这阴影或许是庇护会场的令人惬意的“马略橡树”的荫凉?以及有的时候激化为令人恐惧和愤怒的阴霾?

这是否说明:误会作为一种非基础和非在场——误会作为一种错位或错置,岂非基础的抽离和在场的延误?——却以一种深渊般的形式沉默无言地、少为人知地构成着一切聚会、会通和领会的“前提”或“基础”?在这个非基础的基础——误会以其非基础成其为基础——之上,每一个参与到会场空间中来的与会者的面貌相似的个体性和私密性才得以“体面地”维持,而不至于赤裸裸地暴露在他人面前以及公共空间之中;由此,诸与会者之间的面貌相似的差异性以及那维建着公共空间的差异性空间方才得到允诺;由此,会才获得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因此,误会或许是笼罩着全部会场以及每一位与会者之面孔的面具?通过这一面具的遮掩-显现,会场位置的边界以及每一位与会者之个体有限性的边界方才得到限制和庇护,从而使得会能够成为在人群之间现实地发生着的人-间事物或政-治事件?

或者,更进一步,我们是否可以说:误会也许是这样一层面具,只有通过这层面具的遮掩-显露,脸才是脸?或者说,脸就是面具的遮掩-显露,而面具的遮掩-显露也就是脸?脸本身岂不已经就是一张裸露着-掩饰着的面具?而面具岂不就是脸本身?

 

 

脸总是覆盖-显露着面具的脸。纯粹赤裸的脸或者没有“脸皮”的脸必定是没有“孔”的脸,因而是没有特定面容或相貌的脸,因而就不是脸。不是脸的脸或者“真相”纯属“基础主义”的抽象,它并不藏在任何一张脸或面具的背后。脸或面具已经是显露,最平白表面的显露,作为覆盖物和掩饰物的显露。面就是面-孔:面的幽暗孔洞的隐藏;脸就是脸-皮:脸的裸露皮相的显现。脸面乃是隐藏-显现着的面具的表情以及表情的面具。脸与脸总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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