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欣然笑曰……”“孔子欣然而叹曰……”错杂这两个文-本的文/面，可以见出孔子笑中有叹、叹中含笑的表情。“欣然”：这个表情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是不同的，也是一样的。似尧，似皋陶，类子产，不及禹三寸：然而这些往圣先贤的文/面皆已逝去，我与之肖与不肖又有何益呢？“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独立于东郭门外道路之开端，累累然我不过如丧家之狗而已啊！嘻嘻，“然哉！然哉！”可不就是这样吗？
面对“累累若丧家之狗”的形容，如果说《家语》之叹、《世家》之笑还不足以描摹孔子的复杂感触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在《韩诗外传》中的文/面变形则达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顾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吾固闻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王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借，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贡曰：“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借，赐以知之矣。不知丧家狗，何足辞也？”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41]?
首先，“姑布子卿”：这个无名的或人有了名字——但是这个传说中的名字之虚无更胜于无名之无；而那次原本不为孔子本人所觉察的相面也演变成了一场面对面的相面之会——但是，仍然，这场相会不过是“逆-会”，仍然是经过子贡转述的无言之会，但这又并不妨碍相面者与被相者之间的心领神会。（孔子）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会面之前双方言语和行动的极端肖似已经预示了这场相面之会的神交默会性质。“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在孔子的假装不见姑布子卿的信步行走和姑布子卿的前瞻后望的迎来送往中，二人之面是否各自带着相似的微笑和感叹的神情？
其次，丧家之狗，这本来是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形象，《家语》欣然叹之，《世家》欣然笑之，这些也就罢了，但是在这里却被出人意料地供奉起来作为至高的模范，仿佛尧舜之文/面都不及它的面目“体面”：“丘何敢乎？”在《家语》和《世家》里，孔子本是谦辞尧等圣人之状类而然可丧家之狗的，但是在这里，却完全颠倒过来，“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
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
这个颠倒的枢纽在于：这一次孔子不再是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来理解“丧家之狗”这个形象——“比喻”还首先假定着“喻体”或“比喻之文/面”和“本体”之间的差别和相似——而是停留于此比喻的文/面之上而从其作为一个比喻的所指转身回来。“丧家之狗”：在一种并非比喻的意义上，现在这条狗真的是一条家居丧礼之狗了。主家的丧变事故已然使得这个家处于丧乱失序的极至，然而这条狗还要履行看家守门之职责。“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在祭祀事件中，丧家之狗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的苍茫位置。这个位置任重而道远。于是孔子曰：“丘何敢乎！”
这也许是对庄子的反讽的反讽？
孔子西游于卫，颜渊问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颜渊曰：“何也？”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荚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鑫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荚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诅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啮啮挽裂，尽去而后谦。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42]?
在庄子的满含惋惜而不乏刻薄的喜剧性反讽里，祭祀完毕之后遭人践弃的刍狗被一群疯疯癫癫的儒生们奉为圣物，“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做着不合时宜的迷梦，乃至遭罹不祥的梦魇。刍狗、舟车、猿狙、桔槔、诅梨橘柚、“东施效颦”：庄子一连用六个“寓言”来比喻孔子的不合时宜。
在刍狗之寓言里，庄子言寓的枢机其实并不在于刍狗之未陈已陈的时机，而实际上乃在于：刍狗的可笑其实无需等到已陈之后。实际上在庄子看来，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是可笑的了。“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荚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 在庄子的语境中——联系到后文的“衣猿狙以周公之服”的寓言——，这实际上已经适足可笑了。因此，当庄子笑话孔子把已陈之后的刍狗奉为圣物时，他实际寓指的乃是整个从文绣刍狗到陈之祭祀到弃之于涂的人事过程。置于刍狗已陈之后犹然游居寝卧其下，不过是更加增添其荒谬而已。在庄子那里，根本没有作为伦理-政治生活的祭祀，有的只是闹剧。闹剧结束之后仍然继续着的荒唐并不仅仅因为荒唐本身的荒唐性，而是首先因为荒唐之前的闹剧之闹剧性。
如果自始就意必人世之荒唐，那么人事的时间其实是不重要的。“无为而无不为。”也许可以说：“无时而无不应于时。”桔槔之寓言非常明确地寓指了这一点：“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 桔槔之仰无所观于日月悬象之著明，桔槔之俯无所察于商周人文之变化，桔槔之时俯时仰乃因其无时无俯仰而成其时俯时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庄子诚然强调世易时移的道理，但是他对适应时变的教导是抽象的。对于孔子来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但是在庄子那里，从黄帝到商周究竟发生了哪些具体的变化，他首先就不曾——比如说通过削删诗书——而进行考察，因为他相信只需抱定一种永世不变的与时俱化的教条就可以应付一切变化了。所以，当庄子笑话孔子不识时务的时候，我们应该清楚这种笑话本身是建立在取消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