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面的似与不似:误会、文饰与天命的感通(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0
是,同时,另一方“面”,作为面-孔的面貌必定是各个不同的面貌,作为脸-皮的脸相必定是各个不同的脸相。所有各个不同的脸相必定是相似的。相似,而又没有任何两张相同,这是脸的秘密?这是文/面的似与不似为天命的感通所提供的可能性和困难?

没有任何两张脸是完全相似的,脸是每个人独一性的标识,因此脸相及其照片——照片岂不是脸相的脸相或非模写意义上的对本原的延异和替补?——能够在法律上(如身份证和护照)以及其它公共事务上代表和证明一个人的“身份”或“人格”。“人格”(person)就是面具[14],因为面具就是“名”、“作为”(as)、代表和出演角色。“必也正名乎!”面具的戏剧,表面的戏剧,构成着政治事物中最“深刻”的表面。在所有“会议代表证”上面,一张脸的照片或一个面具作为人格,总是被粘贴或印制在上面“作为”“会议代表”的“代表”。所谓会议或者权力的戏剧就是重叠的面具褶子的复杂指代关系。在会议的层层面具指代的关系网中,权力(power)流通的渠道之一便是面具与面具、人格与人格之间的相似性。一张脸的长相或这个人的人格必须与证件上的照片或这个人的面具“长相一致”——而这“一致”岂不是一种高度相似的相似——,这个人才被准许合法地进入某个会场的权力空间。

然而有的时候人们会遭遇这样一种“误会”:在审查的眼光下,你的脸因为“不像”照片上的那张“你的”脸而被错误地拒斥在会场之外。在这类误会事件中,我们发现,那张作为脸之延异或替补的脸之脸面或脸的照片,对于会之法律来说,非但不是对那个虚构的普遍性本原基础或本质——即前文所示的没有容貌的赤裸裸的无皮之脸或非脸——的模写,而且甚至被视为更加“本质”的东西,被视为借以判定持证人之脸面真实性或合法身份的标准。

但是另一方面,这张脸之脸面或脸的照片并不是在颠倒的意义上成为另外一种“本质”、“真相”或“真理”。相反,这张脸的照片甚至可以成为欺骗的工具。在与脸面相关的法律事件中,还有可能发生的一种“误会”情形便是:因为执法者的疏忽或误会,持有虚假证件的人或非法持有真实证件的人得以通过关卡,进入某个会场或权力空间。而无论在虚假证件的制造上,还是在对真实证件的非法持有上,最常见的蒙混伎俩便是在照片的似与不似问题上“做文章”。



 

然而为什么正是在这种因文/面的相似而导致的误会和困窘之际,夫子却益发感通于天命之确然?“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难道在孔子的内心没有一点点怀疑和动摇,就像子路和子贡一般?[15]为什么孔子没有呼喊:“天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是因为天不是父,不是怨艾的对象?“不怨天,不尤人。”无论幸与不幸、困厄与通达,天只是感喟和感通的姿态所展开的场域、远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这一远方的场域不但涵摄着天地空间的苍茫,而且会集着人世时间的感伤[16]。

我们是否可以如此猜度:在诸种文献中所记载的子路、子贡和颜回等弟子对困厄事件的诸种反应,本来就是内在于孔子的丰富阅历和生命感受中的诸多或隐或显的层次?“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7]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子畏于匡”和“绝粮于陈蔡之间” 这两次困厄事件都发生在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后。也许,在通往天命之感通的道路上,因为那种本源性的“脸面相似”或误会而带来的困厄和隔绝的生命经验本来就是必须经历的重要关口?而且“通过”此一关口之后,困厄和隔绝也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超越”和“扬弃”,而是通过此一困厄事件而把此身敞开为一个介于“既没”和“后死”之间、“将丧”和“未丧”之间的“兹”的空间?从此,本源性的歧义或“脸面相似”非但没有被“天命”或“真理”“战胜”或“消除”,而是通过此一困厄而感通的经验方才回复其本源性的位置?

因此,也许只因为这可以而且必须损益变化的“文”并不允诺任何确定的奇迹和救赎,反而给了夫子以“坦荡荡”的“居易以俟命”的泰然?“天命靡常”,自远古《诗》《书》的歌咏者和书写者以来,汉语人就已经毅然而决然地把居所安置于“变易”之上。这给了他蜥蜴一般适应环境变化的本能?[18]或惟变所适的能力和习惯?感知时间和季节的敏感?“君子居易以俟命”:从此安居于周易或周流变易之上的时间性而来,天命之等待、感通和领受有如四时之流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同时发生的是:也许越是这样泰然而任之地惟变所适、居易俟命,就越是加重了那种自始就置身于其中的误会的危险:即变化的任意性以及天命的文贲(蔽)伪装性,以及由之而来对于似与不似的脸面辨认的麻木不仁和玩世不恭的无所谓态度;或者更在更糟糕的情形下,变成师心自用的文过饰非。这些危险的可能性自始就在加重着“居易以俟命”或在变易的文/面中感通天命的困难,使得“时中”或“居易”的权变之德自始就有别于“逍遥游”的轻扬玄邈,而是无往不带有一种任重道远的苍茫底色,一种非悲剧性的悲情。

因此,在“子畏于匡”的困厄事件中,夫子之所畏者并非任何确定的可怖或可悲的结局,而只是“既没”与“后死者”之间、“将丧”与“未丧”之间的苍茫。在这个之间的空间里,既没有作为Person的“人”,也没有作为Holly Script的“文”;在那里只有作为“后死者”的人怀念着作为“既没者”的人,以及那无时不处在“将丧”之忧患中的“未丧”之文。这是一个充满着某种泰然任之的赌气和赌博心情的偶然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向被困者允诺必然的救赎之末日或命定的悲剧性结局。在这个空间中,没有任何“永恒”的东西,有的只是“已经逝去的”和“将要逝去的”川流不息之水声。所谓“天命的担当”并非圣徒殉道般地意必固我,而是无往不含有慎独的自问和恂栗恐惧的“畏”。所谓“斯文”之“斯”并非特指某些不可损益的文章礼节、典章制度,而是由“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19]的感通所会知的东西;由之而来,所谓自信担当斯文的“兹”也决非就是这个“我”,这个叫做孔丘或者其他某个名字的“我”,而是一个无名的敞开的空间,一个边界有限然而有道路决出开口的城邦,一个“无头的”非主体性的被打开的褶子,一个“会场”,一个兴会和感通的位置,虽然困厄、危险、隔绝和误会一如既往地总是在那里,正是在那里,在那个感通的会场……

 

 

这个“会场”的时间和空间结构,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中曾经得到过意味深长的叙述。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20]

 

“匡城本汉长垣城。”(《括地志》)“长垣”岂不仍然是“匡”的形象?夫子被困于四面长垣之中便是“子畏于匡”的困局。然而,犹如“匡”这个字所过于表面地暗示的那样,这个围困的长垣之城是有“缺口”的:“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某种“缺口”的存在——这缺口非必就是城墙上的缺口——,我们也无法理解“颜渊后”的叙述。颜渊迟到了,然而颜渊的突入重围——对这一点我们为什么根本没有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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