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认为西方政体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解决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对抗态度。他讲，西方各国自实行了民权以后，政府的能力便行退化。原因就是人民恐怕政府有了能力，人民不能管理，所以总是防范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就不能充分做事，到了政府不能充分做事，国家虽然有政府，便就和无政府一样了。他强调，“如果持这种态度，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来改变，政治上是很难望进步的。”二是这种政体很难解决政府违背人民意志，侵犯人民利益的现象。因此，孙中山指出，人民之所以对现行政府持对立态度，并非人民有意为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占据国家机关者，其始藉人民之选举，以获此资格；其继则悍然违反人民之意思以行事，而人民莫如之何。”这样，孙中山就把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讲清楚了，即人民希望有一个万能的政府为己服务。政府成了万能政府以后，还要“听人民的话”，不违背人民意志。怎样才能实现人民与政府的双赢呢?孙中山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提出了创造性的设想，这就是“权能区分”。他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欧美的政治家和学者都没有提出科学的解决办法。“我想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是世界上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他强调：“权与能分开，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才可以改变。如果权与能不分开，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总是不能改变。”所以，中国“不要蹈欧美的覆辙，应该要照我所发明的学理，要把权能划分清楚。”“我们要中国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自己来实行民权，自己在根本上便不能不想出一种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权能区分”。孙中山在论述中国政治实行权能分治必要性的同时，也论证了“权能区分”的可行性。他指出，“权能区分”切合中国的实际，即适合中国的国情，并且易于实行。因为：第一，中国历史上有权能分开的先例。他以蜀国的阿斗和诸葛亮作比较，说阿斗是有权没有能的，诸葛亮是有能没有权的，阿斗虽没有能但把政事交给诸葛亮去做，便能治理好蜀国，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于有这样的历史先例，所以中国人民对于权能分治的道理容易理解和接受。照孙中山的说法：“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给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人权。”第二，中国人民有尊敬和信任能人的心理习惯。孙中山列举中国古代的燧人士、神农氏、尧、舜等，指出他们都是当时的能人，道德高尚，本领高强，因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拥戴他们当首领，管理众人之事。所以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凡是有大能干、有新发明、在人类立了大功劳的人，都可以做皇帝，都可以组织政府。”孙中山认为，这种能人当首领管理国家的观念，在现在的中国依然存在。由此可见，在中国实行权能分治，要人民把国家交给有能力的人去治理，是能够行得通的。第三，中国在封建帝制的基础上建立民国，没有欧美国家政府历史上形成的痼疾，可以采用最先进的政体结构。如他所说：“我们现在要解决民权问题，便要另造一架新机器，造成这种新机器的原理，是要分开权和能。人民是要有权的，机器是要有能的。”一方面人民享有充分的民权，可以控制政府；另一方面，政府有很强的能力治理国家。由于权在人民，故政府能力虽大，亦不能为恶，只能为善，即不能为害于人民，而只能为人民谋利益。这样一来，民权问题就很好地解决了。

　　从以上分析，孙中山“权能分治”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他把政府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当成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并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孙中山说：“把那些政府工作人员，不要看作是很荣耀，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汽车的车夫”，或者看作是“巡捕、厨子、医生、木匠、裁缝。”总之“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的工人，都是可以的。”对于政府工作人员，人民不但有权选举，还有罢免权，这样，民权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二是他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由“专门家”组成，也就是“把国家的大事，付托到有本领的人，”使政府高效万能。二是他把政权和治权联系起来讲，用人民的权力来制衡政府的权力，使政府遵照人民意志积极推动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三

　　“地方自治”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实行“主权在民”的一个重要手段。他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基础》文中指出，要“使主权在民为名称其实”，必须实行民治，实行民治有四项方略，而第一方略是“地方自治”。就是“将地方上的事情，让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这里所谓“地方”，系相对于“中央”而言的，是中央允许和管辖下的具有自治权的地方单位，主张“先以县为自治之单位，于一县之内，努力于除旧布新，以深植人民权力之根本，然后扩而充之，以及于省”。“凡属地方自治范围内的事情，都由自治地区人民自己去办理，这就是地方自治。孙中山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建立真正的中华民国，实现主权在民，将民权主义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