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依法执政，是科学发展的法制保证

　　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青年杂志》第一卷 第四号）

　　现代意义上，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法制或法治，与民主本为一物。可以说，民主与法制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前者是灵魂，后者是载体。没有民主，法制便是“行尸走肉”；没有法制，民主便是“孤魂野鬼”，无处附着，名有实无。

　　在古希腊，法律被视做城邦安全的基础，具有女神般的尊严，可以说是城邦真正的保护神，而这保护神的灵魂就是古希腊的民主政治。

　　依法执政，就是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邓选精装2卷322页）社会主义不仅要把经济搞上去，而且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如何做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的回答是，主要靠两条：一要在经济上进行改革，二要在政治上发展民主，使我们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并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来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946年7月，黄炎培先生在延安曾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能否找出一条新路，跳出“政怠宦成”、“求荣取辱”、“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延安归来》  载于《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民主”是权力制衡，是反腐败和科学发展的利器

　　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陈独秀《答傅桂馨（孔教）》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胡锦涛同志在访问美国时多次说过的，其涵义不仅深刻，而且“覆盖面”还很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专攻“国民心态·反腐败研究”的邵道生同志在光明网撰文《没有民主反腐败就不会彻底》，分析了民主对于反腐败的重大意义：社会转型时期的腐败为什么会发展、泛滥？原因自然很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家长制”又开始重新复活了，在一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的民主少了一点，“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了“绝对化”，变成了“一言堂”，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也就变成了“第一把手”的“私家领地”，在一些地方、部门“第一把手”居然变成了“第一霸首”，在这种态势下谁敢监督？谁能监督？谁会监督？于是党纪国法就只能成为这些地方、领域、部门、单位“第一把手”装饰门面的道具了，在这些部门、单位是没有民主可言的。

　　邵道生同志进一步指出：当今中国社会反腐败的力度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中国对腐败官员处理厉害不厉害？不仅厉害，而且很厉害。中国反腐败的机构、人员多不多？不仅多，而且很多。中国的党纪法规严密不严密？不仅严密，而且非常严密。然而腐败现象仍是层出不穷，腐败官员仍是“前赴后继”，广大人民仍是不怎么很满意。什么原因？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反腐败有一个不足之处：即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单纯地依赖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的反腐方式，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上头让你反什么你就反什么，不让你反的你就不能一点不能碰，结果是反腐职能部门忙得“四脚朝天”，非职能部门的人往往就只能当“看客”的了。所以，腐败和民主是成反比例的，民主越少腐败就越多，腐败越多民主就越少，高度集中的、缺乏监督的权力是催生腐败的一个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