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举例说：谁都知道，新闻舆论监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有一段时间我们社会舆论监督与腐败形势之间成反比例发展趋势。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腐败发展的高峰期，从理论上讲这是最需要舆论监督的时期，然而实际情况呢？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来说，“1998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内容占到47％，200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新闻调查》在“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50％”，为什么越需要舆论监督时舆论监督反而“软弱”了起来？我想，主要原因是有一种看不见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势力在“压制”着舆论监督，它们不喜欢民主，不喜欢大众的舆论监督。
最近曝光的重庆黑恶势力，震惊中外，涉案官员甚至包括司法局局长、公安局副局长、检察院副检察长、高级法院副院长及执行局局长等大量执法、司法人员，官商勾结，警匪一家，已经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地步。为了攫取非法利益，黑恶势力不惜使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对“被侵害人”的掠夺甚至残害，无所不用其极，丝毫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连清朝皇帝都不能容忍”（薄熙来语）。掠夺者肆无忌惮，反抗者也就同样没有底线，从各地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可以看到，这种矛盾的激化相当突出。
“重庆打黑”给我们太多的启示，也将引发更多的思考：如果我们的社会具备基本的民主监督，黑恶势力能如此长时间的存在，能嚣张到如此程度？重庆是这样，相同体制下的全国其它地方呢？又如何从体制上、根源上消灭黑恶势力、消灭官匪勾结，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和稳定呢？黑恶势力、官匪勾结、官商勾结的根源是民主监督、民主机制的缺失。
从广义上讲，民主是一种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治理中，以尊重人们的平等权利和多数人的意志、利益为原则的制度和机制。不断完善和扩大党内外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是我们党必须攻克的难关。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民主”是良性循环的血液，是社会有机体健康的保证
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７卷１号）
社会有机体论是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种重要理论观点。代表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H·斯宾塞、俄国社会学家P·von 利林费尔德、德国社会学家A·舍弗勒等。
斯宾塞从生物进化的基本原则出发，并在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充实，验证和肯定了这一基本原则，然后把它扩展到社会领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体系。他认为社会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体，这两种有机体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斯宾塞还将社会及其组织比拟为人的集体。人体的生存要有营养、循环和调节3个系统，社会的生存也依赖于相应的3个系统：社会的工业组织向社会提供必要的产品；社会的商业组织，像人体的血液循环一样，把营养输送到集体的各部位；以国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组织，像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调节各部分，使之服从于整体。据此，斯宾塞又将社会中的人分为3类，即从事生产的工人、农民，从事流通的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以及政府的官员和管理人员。这3类人互相合作，各司其职，保持平衡。如果破坏了这种平衡，就是破坏了社会有机体。
现代民主是一个有机的权利制衡体系，从而维系一个强大的健康的社会机体，它是一套政治科学体系，大量的事物都由公民自己管理，或者通过社会组织进行自治，只要依法而行，政府决不干涉。大得不能想象的自由空间，等着你去挥洒、描绘、建构。它尊重人权，人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民主才能保障这些权利，换句话说，只有在民主之中，人，才是人，从而每个个体实现自己的价值，再作为健康的细胞，为整个社会机体做出贡献。
和谐社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社会有机体良性健康发展的表现，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调适与共生，冲突中包含着统一，差异中实现多样性，在平衡中促进社会有机体稳步健康的发展。它要求依法保障公民的民主，依此促进全社会的争鸣与对话，实现社会不同层面的协商和沟通，而不是只允许存在单一的声音。民主与和谐社会存在着积极的共生关系，主要表现为：夯实政府的合法性；充实社会的和谐因素；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
早在古希腊文明时代，雅典公民由于有了较多的民主权利，因而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保卫国防、国家管理、官员监察等方面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增强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民主政治也保护工商业奴隶主的利益，小生产者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国家经济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再加上雅典城邦民主政治，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来雅典，以及鼓励公民们积极参加文化活动，促使雅典乃至整个希腊文化的繁荣，哲学、文学、建筑等成就均居当时世界前列。城邦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的遗产，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加以提高。列宁曾把古希腊国家如雅典视为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主要也是由于它的民主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