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施直接民主缺乏程序上的保障
　　1.缺乏自我纠错机制
　　由于它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普遍原则,任何决策都是如此决定成形,决策和意见一旦成为多数而获得通过就没有改正的机会。若是正确的自然没事,但是如果是错误的话,往往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直接民主在价值上缺乏认同感,不能尊重社会成员的多元价值需求,由于直接民主是一种一元而非多元的民主,而殊不知“正是因为多数意见会不断地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才会有进步,在人们形成意见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种意见成为多数意见时,它已不再是最优的意见,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些人的观点有可能已经发展到了超过多数所能达到的水准。”而中国在此方面并没有比雅典“逊色”,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委员会”、公判会、这种“大民主”否定党的领导,无视国家法律,践踏人身权利,破坏社会安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它固然算不上民主,只不过是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而已。但也是人们追求直接民主的一种变态。
　　2.在实际操作上缺乏行之有效的机制
　　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民主,但它却不能保证公民权利正常行使。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发言顺序已成定式,往往要论资排辈,最先发言者一般是职位高的人,他的发言也最具有权威性。然后是年龄较高有威信的长者。至于一般百姓的发言,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响应,恐怕很难有什么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对出席公民大会便不太感兴趣。⑥据统计,经常能出席公民大会的人并不多。
　　(三)直接民主易受个人的蛊惑
　　在古雅典,一个有威望的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见,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有极好的口才而无须其他。这点是绝大多数人所迷惑不解的地方之一。
　　如雅典最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凭借个人魅力和政治远见,能够引导民众理智决策,使城邦统治处于有条不紊的状态,他的领导才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是演说术如果是被一批富有野心的政治家利用,而民众又容易感情用事,进而被迷惑采纳之,则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错误。正如当时的政治家摩斯提尼直言不讳地说“现地的演说,都是群众想听什么就说什么,怎么能让群众高兴就怎么说,全然不顾城邦的利益得失。”⑦
　　
　　三、中国村民民主与之比较
　　
　　我国的民主制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采取的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而直接民主在我国最明显的体现是广大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制。
　　(一)民主决策
　　中国农村在日常生活中权力的行使和雅典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雅典,如上文所述,是由全体公民在公民大会上来行使权力,而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却是由全体村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一是村民会议,由本村18岁周岁以上的村民参加,另一种是户代表会议,由每户派代表参加的形式来管理村中事务。村民会议讨论的是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事务,村民代表会议虽也为一种局部村民参加并讨论村内事务的权力机构。但是其往往是根据村民会议的授予,必须向村民会议负责。但中国农村无论是实行的上述的哪种形式,都没有脱离开雅典直接民主决策的思想。即在细枝末节上虽有些许的粉饰和变化,但与雅典相比并没有实质的改变与突破。
　　由此可知,不管雅典公民大会的功过与否,也不管其是单一的追求形式民主还是具备了实质民主暂且不谈,但其开公民参与之先河,对几年之后的现代中国还有如此之大的影响,以及与同一时期的寡头政体和东方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来说无疑不是一大亮点。
　　(二)民主意识
　　虽不得不承认中国毕竟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是几千年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民主意识可谓是薄弱之极,但对自己进行全面分析以后,我们应可说现在中国农村的民主意识较之以往任何时代是最强盛时期。关于中国农民民主意识的强弱问题,现在学者有较大的分歧,但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并不乏民主意识,试想中国农村村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开始,中国的村委会制前身也是在广西等地农村中已有之而后才在各地推广开来的。由此就不能简单的说中国农村自我管理的意识淡薄,更何况,许多事例证明民主意识并不和经济条件成正比例关系。一个村民或许不能对国家层面上的民主运作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如约翰密尔所说:“即使一个人由于文化不高,不能对一个议会候选人的合作条件作出很好的判断,也没有必要实行间接选举,因为他只需要私下问问他所依赖的人该投哪个候选人的票就行了。”⑧

　　由此,中国农村和古雅典相妨,都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这些内在的意识驱动着他们自愿实行直接民主,而达到管理自己城邦及村庄的目的,这无疑是实行直接民主的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