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民主主义” “教育目的” “经验” “连续性” “二元论”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通过剖析杜威心目中的“民主主义”特征以及“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中的教育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其教育目的观的“社会本位”性质;接下来分析了杜威是如何引入“连续性”原则来击破构成传统教育目的观的哲学认识论基础的“二元论”的。综合上述两方面,从而可更深入地透视杜威民主思想与其教育目的观之间的关联。
杜威博士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之《序》开头就讲道:“本书体现我探索和阐明民主社会所包含的思想,和把这些思想应用于教育事业的许多问题所作的努力。讨论的内容包括从这个观点来考察,提出公共教育之建设性的目的和方法,并对在早先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但在名义上的民主社会里仍在起作用发展的各种理论,进行批判性的估价。……”[1]按照这个逻辑,杜威系统提出并论述了“教育中的民主概念”——当然,其背景自然是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也就是说,一谈到“教育”、“社会”及二者的“关系”,总是将它们放在具体之社会历史情境中去探讨:“说教育是一种社会的功能,…实际上等于说,教育将随着群体中生活的质量高低而不同。一个不仅进行着变革,而且有着改进社会的变革理想的社会,比之目的在于仅仅使社会本身的风俗习惯延续下去的社会,将有不同的教育标准和教育方法,这一点尤为正确。…要把提出的一般思想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教育实践,必须详细研究一下目前社会生活的性质。”[2]进一步讲,“倘若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在这个范围内,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社会。”[3]
一、民主社会和教育的关系
1、 民主主义的特征
杜威首先探讨了人类联合——也就是“社会”或“共同体”这些名词的内在涵义,指出社会化的质量与价值,应视群体的具体的习惯和目的而定。也就是说,对任何社会生活方式都应有个标准来测量其价值。而这个“标准”的概念必须建立在实际存在的社会基础上,并且应该有利于从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汲取优点以及健康合理的社会批评与改良。而在任何社会群体中(甚至黑社会),都可找到“共同的利益和一定的相互作用以及和其他群体的合作往来。”[4]——由此便导出杜威的“标准”:“群体内成员有意识地参与的利益有多少?和其他团体的相互作用,充分和自由到什么程度?”[5]以犯罪团伙为例,将这些人有意识地联络在一起的纽带“几乎可以减少到一个共同的掠夺利益;这些纽带的性质,使这个集团和其他许多集团隔离开来,彼此没有人生价值的授受。所以,这种社会所给予的教育是不完全的、反常的。”[6]反过来,用以说明标准的家庭生活,则“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有意识地相互传递,共同参与,和其他联合方式有许多不同的和自由的接触。” 。
为了进一步阐明民主社会的性质,杜威把他所言之“标准”应用于“专制国家”。他将第一个因素套进去——结果发现,在专制社会(或国家)里很少有共同利益;社会各成员之间没有自由的往来。刺激和反应是非常片面的——结果导致的是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与政治联系极为松散与有限,内外部的交往程度亦十分低下。马克思也曾注意到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人民静观事变,让皇帝的军队去与侵略者作战”的事实,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那种不开化的人的利己性,他们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象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某个侵略者肯来照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无可奈何的俘虏”。[7]因此,“为了要有大量共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全体成员必须有同等的授受机会,必须共同参与各种各样的事业和经验。”[8]否则,一些人被教育成主子,却教育另一些人成为奴才。社会裂变为特权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而这两方面的不同生活经验模式,不能自由交流,结果两方面都失去意义——社会由此失去内渗作用。结果是“由于缺乏各方面的共同利益的自由而平等的交往,理智的刺激作用失却平衡。”[9]——无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均是如此——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相互理解与相互助益——并且杜威由此引申:无论什么社会,只要人们所做的事有益于社会,但是并不了解他们工作的意义,而且不感兴趣——就会产生出缺乏全面的和平衡的社会兴趣的人!从而忽略重要的社会因素,并破坏了情感生活。[10]
由于利益上没有相互关系的一切联合而导致的社会兴趣、理智及情感的失衡可以导引出“标准”的第二个因素(“和其他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充分和自由到了什么程度”)。任何社会中的任何团体都“天然”地各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使其和其他团体隔离,无充分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通过更开阔的关系求得改造与进步——任何这样的群体都“天然”地表现出这种反社会精神。大到民族国家的彼此隔离对立(古代专制国家更是夜郎自大——比如古代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小到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离;还有文化与财富上的两极分化等。致命的是,这种“孤立的生活能使生活僵化和形式制度化,使群体内部只有静止的和自私自利的理想”,“原始部落……把他们的经验和固守他们过去的习惯视为一件事”。[11]他们怕和外人接触,因为这样肯定会引起改造——那么就可能毁灭习惯。因此,杜威以为,特别在社会接触的领域,时时警惕这种反社会倾向是非常重要的。
在论述上面两个标准的基础上,杜威提出了两大他以为足以说明民主主义的特征。第一个,“不仅表明有着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依赖对作为社会控制因素的共同利益的认识。”第二个,“不仅表示各社会群体之间更加自由的互相影响(这些社会群体由于要保持隔离状态,曾经是各自孤立的),而且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新的情况,社会习惯得以不断地重新调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