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应当在生活的哪一个层面上回归传统。蒋庆就此总结了知识界的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只能在个体生命层面上复兴传统文化；二是认为应以传统道德作为社会民间的道德基础，即把传统文化推进公共生活领域，但尚未延伸至国家的政治领域；三是以蒋庆自己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应将传统文化一直融入国家的政治层面中。

　　第一个层面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它只是涉及个人选择的问题；第二个层面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中，如果将传统道德推至社会层面，难免会与已被贯彻的现代性政治即权利政治发生冲突，因此其极有可能最终被引申至政治层面。以下简要地分析一下几位学者就传统文化在政治层面复兴所提出的观点：

　　1．蒋庆提出的“政治儒学”。他主张在个体、社会、国家三个层面复兴和贯彻儒家道德、政治理念，也就是说，用政治制度来保证儒家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的落实。为此，蒋庆设计了一个“儒教宪政”、“儒教议会三院制”的政治体制，即将儒家德治作为宪政的基本原则，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和国家的首位，从而保证儒家的道德成为整个社会所遵循的绝对主义道德。蒋庆的“政治儒学”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招致了猛烈的批判，其争议批判的重点不在于看似“乌托邦”式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身，而在于这种设计中蕴含的对现代政治的平等主义原则的挑战，设想按德性和能力分配政治权利，以及设计这种儒家道德文化所要保证的等级主义，即回复蒋庆认定的“三纲五常”时，那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形。蒋庆明确主张要恢复儒教的“王官学”地位，政统与道统合一，以政统保证道统，认为政治权力是实现超越性神圣价值的工具性力量。蒋庆的这种主张确实切中了西方现代性政治的要害，即以政教合一、儒家道德的绝对主义来对抗西方现代性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但问题是，西方现代性中的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政治自由主义虽然出现了弊端，将现代社会导向了价值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但它们的道德基础、合理性是坚固的。在西方和中国为政治自由主义辩护的人强调，在现代社会的“尺度”下，这种政治是可行的“最不坏”的制度，如果对更高的善的追求妨害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平等，那么它在实质上就是“恶”的，而现代性政治相比较之下则仅仅是“不善”而已。蒋庆给出的方案，跳过了或者说无视中国一百多年启蒙历程中理性对于传统文化的质疑，以及对现代“权利”政治和平等的认同，而诉诸对传统道德的绝对信仰，显然是缺少现实感的。理性对传统的质疑或许是不当的、僭越的，但这一过程却是不可逆的。

　　2．甘阳提出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概念和所谓的“通三统”。甘阳将“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最终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要融合三种传统：一是毛泽东思想的传统，即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价值观，主要是追求平等和正义等；二是邓小平理论的传统，亦即改革三十年的传统，是围绕“市场”衍生出来的一套价值体系，包括效率与发展，也包括自由与权利的观念；三是儒家的文化传统，即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甘阳认为这三种传统在中国社会中都现实存在，在未来，三者将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最终走向融合，各种价值利益兼顾平衡，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这里，甘阳并没有设计融合的路径和作为保障的政治体制，似乎让人觉得，融合将会是一个社会自然发展的过程，他也没有谈到如果不同的传统之间的一些重要价值不能融合的时候，将如何选择。因此，说甘阳给出的与其说是一个方案，不如说是一种预见。

　　3．吴飞通过讨论西方现代性的框架，间接地指出了中国政治的一种未来方向。他认为，自由、民主、科学、经济等虽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但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是美好生活的外在条件，并非美好生活本身。而要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值诉求的文明体系，决定美好生活的本质性的东西就需要这些外壳所包裹的内容，即古代的德行。当这个外壳忘记了、破坏了、压抑了其中的内容，或是变得与其中的内容不相匹配的时候，其内在的传统部分就会反抗和调整这个外壳，就会出现现代性问题。那么，吴飞是否就此认为，中国可以在这样的现代文明外壳中填充传统文化的内容呢?答案是否定的，对此，吴飞在谈到作为西方现代外壳包裹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基督教文化对现代西方国家的影响时，区分了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始终是很多人追求灵魂救赎的精神依托的基督教各派的信仰；二是作为文明架构的基督教文明，即其政教分离的基本架构，这种构架是按照基督教对灵魂、政治等的理解方式来设计的，有着深刻的西方传统文化背景J。显然，吴飞肯定了理性、自由、科学、经济发展、民主制度等现代的价值和制度构建，但并不认为这些是最高价值，其最高价值是德行和信仰。问题的关键是所有这些价值都是在事实与价值分野、政教分离的框架内实现的，而如果这一框架脱胎于基督教文化，与其基督教的背景密不可分，那么，在中国政治中建构这一框架就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即便建构起来，也是不“地道”的。

　　显然，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承接者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倡导者们目前还不能就中国现实问题提供清晰的思路和可操作性的方案，但他们的贡献在于扩展了我们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理解，以及呼吁知识界尽可能深入中国与西方两种思想文化传统中去，以此来更好地理解现实，并从传统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两点上，这股政治哲学思潮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的确是必要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亟待被扬弃、被现代化，而对此的甄别和辩论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