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韦氏看来，这种组织体系从纯技术的观点看来最符合理性原则，其效率是最高的；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优于其他组织形式。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也存在着许多固有的缺陷，如对环境的开放性差，比较封闭；过分强调明确的、相互孤立的职能和部门分工；组织权力结构是集中的；上下级之间等级森严，管理层级多，决策权集中于高层；规制过于繁杂；纵向的沟通和协调，等等。可以明显看出，管理的特征趋向于强调由强有力的中心机构通过制定预算和购买规则的办法来实施对资源的预先控制。管理主要是中心机构的职能，其他机构和人员必须遵循中心机构的指令行事。一个组织中的领导可能有一些自主权，但是他们在执行重要的管理任务时必须遵守有关的规定而不能自作主张。现代组织管理的这种实质与特征也同样渗透在政党组织的管理之中。政党管理强调由上而下的指令与服从，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和等级观念，它较多地注重效率；它更多地注重自上而下地执行命令、强制性地发布信息，对基层组织和外界社会民众的反馈则关注较少。
　　然而，现代社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冲击，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传统的行政理念与管理范式越发滞碍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官僚科层制本身的固有缺陷愈来愈突出，如机构缺乏弹性，无法适应环境变化；层级太多影响行政效率；机关规模缺乏标准；机关官多兵少，不成比例；职能部门之间，囿于本位观念，互不协调，甚至相互制掣；权力集中缺乏民主参与；官员只对上级负责，忽视民意；机关运作中抓权、扩权屡见不鲜。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些缺陷越来越明显，从而使体系本身容易逐渐陷入僵化状态。正是缘于传统管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日益凸现出其与生俱来而又原本潜伏着的固有的缺陷，所以，美国管理学家甚至提出了“管理的终结”业已临近的口号，并倡导积极“探索组织结构为何如此地缺乏效率、如此地富有破坏性，思考一下我们怎样才能设计出合作、民主和自我管理的替代方式”。
　　政党治理（party governance），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管理。国内有学者这样理解政党治理的意义：“现代社会中，执政党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与社会之间构筑的治理关系及其过程。就是由政党同市民社会就利益分配与发展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谈判与再谈判，在民意基础上完成社会整合、达成社会团结，并实现经济社会高效、有序的发展。执政党治理存在的理由就是党内、党与社会之间都存在利益的差别，而这一差别必须有一个不断协调和整合的机制与过程。”可以看出，这里所提出的政党治理，包括党内治理与社会治理（后者是对于执政党而言）两方面。在此，我们所强调的政党治理，则侧重于政党组织自身的内部治理。
　　笔者认为，以“善治”为最高目标的“治理”所蕴涵的若干特点可以为改善政党管理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思维和目标取向，并由此引出“政党治理”的概念。与传统的“政党管理”不同，“政党治理”强调在进行政党管理的过程中，应体现出“治理”的理念内涵和“善治”的价值取向。具体的说，政党治理是指由政党内各级领导与普通党员、中央同中层机关与基层政党组织多个主体参与、上下互动、共同管理党务的一种动态性、多层次、复合型的政党建设过程。政党治理强调在管理整个党务与普通党员的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地体现政党的组织合法性、党务透明性、明显责任性、法治因素、上下与内外的回应性、治党有效性、广泛参与性、组织发展的稳定性、执政廉洁性和公正性以及意识形态与组织吸纳的包容性，它是一种现代的，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艺术化与人性化于一体的，有助于推进政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持续稳定发展的政党管理思维和管理模式。
　　在“政党治理”基础上，可以引出“大党治理”的概念。所谓大党治理，就是基于大党自身党员数量较多，党内阶级阶层复杂，组织规模较大，机构设置较为繁冗等诸多特点，通过透视传统大党自身管理方略（亦即治党方略）中的精华及其弊陋，对照现代“政党治理”理念的精髓和实质，汲取精华，剔除弊陋，以便探寻一种新的更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政党治理方略，树立大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从传统“政党管理”到现代“政党治理”的转型，是大党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理性选择与必然趋势。
　　
　　三、 大党发展应追求融开放性、有机性、动态性于一体的政党稳定观
　　广义的政党发展（party development），可以理解为是指政党从一个单独的政治现象，到众多的政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现，再进而发展到当今的政党政府、政党国家，期间经历了这样一个政党个体——政党群体——政党国家（政府）的发展过程。这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逐渐凸现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政党政治，已成为当代民主国家政治运行的主旋律。就政党发展的狭义而言，笔者意指具体的单个政党诞生、演变、兴衰过程，是指政党个体发展状态的稳定与否、其发展的生命力的持久与否。亨廷顿认为，“政党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宗派期、两极化、扩展期和制度化”，一定程度上描述的即是政党自身的发展、进化过程。本文所阐述的“政党发展”，即是取其狭义而言。政党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追求政党的可持续发展，即实现政党自身发展的稳定以及生命力的延续和持久。
　　政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政党稳定（party stablity）。关于政党稳定，至少应包含两个衡量指数：一是现存政党制度稳定；二是现有政党组织稳定。政党制度稳定，是维系当前某一政党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同其他政党的既有关系的制度保证；政党本身组织稳定，是保持政党本身党势与党力的组织保证。“稳定组织是现代政党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现代政党的力量之所在”。当现存的政党制度发生嬗变、政党组织出现破裂分化时，也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政党的政治地位与自身实力发生了变化。诸如，苏联共产党由一党制框架里的无与争锋转变到多党制下的众党角逐政权，并最终国丧党亡；日本自民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国大党等也都分别从长期的一党独大沦落到多党问鼎政权，鹿死谁手，跌宕起伏。这种政党制度的演变本身就揭示出这些政党在国家政权与同其他政党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以往的一党独尊、非其莫属、视政权为本党私己囊中之物切换到多党势均力敌、平等竞争、执政地位的变换难以预测。就这些政党组织自身而言，在其步入衰落之际，也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组织分化和分裂，直接削弱了政党组织本身的声势和能量，造成资源分散或流失。因此，如果政党稳定出现了异变或者动荡，那么该政党的可持续发展也便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原本处于国家政权体系中垄断政权的地位和在与其他政党力量对比中的绝对优势就可能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