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参与政治必须有自己的组织，没有组织的民主是无法想象的，组织是形成集体意志的惟一途径。组织能够使其成员的付出最小化，最节省精力，它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武器。(注:〔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在各社会群体中组织工会、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党的工作重心转入乡村后，在群众中以群众团体的名义编织组织网络成为党的中心工作。在乡村中，有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互济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识字运动委员会等群众团体。抗战爆发后，鉴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为了保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陕甘宁边区党委决定将乡村原有的贫农团或农民委员会加以改造，扩大其范围，改名为农民会，吸收中农，并允许富农加入。(注:《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贫农团改造的决定（1937年8月27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甲1， 1994年5月，第39页。)与此同时，在原妇女代表会的基础上，团结各阶层的妇女，在乡以上成立各界妇女联合会。(注:《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边区妇女群众组织的新规定（1937年9月）》，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甲1， 1994年5月，第46页。)针对群众团体组织复杂，不适合于乡村环境的困境。1939年，边区党委与政府决定，改乡抗敌后援会为乡级统一的民运组织，内设组织、宣传、职工、青年、农民、妇女、武装、锄奸等部门。乡级抗敌后援会下原有群众团体，如乡工会、青救会、妇联会、农民会等组织均宣布取消，其工作由乡抗敌后援会负责进行。抗战后期，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展开，中共西北局党委提出，要克服乡村中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组织，一切组织重内容，不重形式。
　　(注:《西北局对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草稿）（1943年5月5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1）》甲3， 1994年11月，第218—222页。)
　　乡村中的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妇纺小组、农会、合作社、学校等就是基层群众组织。(注:
　　《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材料（1944年4月14日）》，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年至1945年）》乙，1994年12月，第136页。“变工”和“札工”都是农业生产中一种互助劳动的组织形式。“变工”一般有三种：一种是人工“变”人工，即三家五户或者整个村庄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今日你帮我，明日我帮你”，互助生产。二是人工“变”牛工、牛工“变”人工。三是生产技术上的互助。“札工”是一种农业生产中的突击队，流行于地广人稀的地区，农忙时以帮助生产，获取报酬为目的的劳动组织。唐将班子内容、性质与札工基本相同。参见杜鲁公等编：《陕甘宁边区的农业合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684页。)乡村群众组织变革的过程，也是它逐渐融入群众生活的过程。组织网络把民众连接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乡村已找不到无组织的“漏网之人”。?
　　建构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党必须采取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去组织群众，参加到一切群众团体中去，而同时又能经过这些团体去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尊重这些团体的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依靠它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领导群众而又服侍群众。(注:洛甫：《略谈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组织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在政治上，群众团体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是经过在这些组织中工作的党员去实现。为了统一非党组织中共产党员的行动，并经过他们去实现党的领导，凡非党组织中有三个党员以上时，就需要成立党团。人数多的党团，应当成立干事会。对党团的决议，党团中每个党员都须一致执行，并经过党团实现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各级非党组织中的党团隶属于同级党委员会并接受其领导。凡属党团所在的非党组织中，有关涉政治方向、斗争策略问题，必须预先取得党委会的同意。
　　②(注:罗迈：《论党的组织结构与民主集中制》，《共产党人》第2期，1939年11月25日。)?
　　
　　三、运动群众?
　　
　　“新政权虽在根本性质上与群众利益是一致的，但新政权不完全代表农民利益，没有‘自下而上’的群众活动不行”。
　　?②因此，运动群众的核心是把“自上而下”的动员转化为“自下而上”的行动。实现从“要我”到“我要”的转换。所谓“自下而上”的行动，就是在实际工作中，要健全农会、妇联会等群众团体的组织和生活，由它们出面来领导群众。党务、军事干部去作群众运动时，应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党和政府不能指定或圈定群众组织领导机关的名单。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己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唯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运动群众不是用命令，更不是用强迫，而是依靠共产党员政治上的模范作用，依靠党在群众组织中艰苦的宣传教育与组织工作。把动员的计划提到各个群众组织中去讨论，每个群众组织动员自己的系统一直到广大的会员。这样，就使得整个动员很快的到达每个村落和每个屋子，男人、女人、老年人、壮年人以及儿童都卷入到动员潮流中来——父母动员其子，兄动员其弟，弟动员其兄，妻动员其夫，儿童动员其父兄，街头巷尾，田野村庄，到处都在动员。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动员，广大群众给政府一个实际的回答，即：困难已经克服，计划已经实现。(注:罗迈：《关于特区群众工作——答×君的几个问题》，杨实编：《陕北的群众动员（实践文库之三）》扬子江出版社印行1938年版，第8—11页。)?
　　创造一幅生动活泼的运动画卷，还需要掌握运动的方法与技巧。首先，群众运动离不开群众英雄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与神话英雄不同，平民化的英雄，拉进了英雄与群众的距离，对一般群众而言，成为群众英雄是可望又可及的事情。群众英雄是运动群众的催化剂、助力器，它激发群众的政治激情，使得群众运动有了明确的方向与可欲的目标。以大生产运动为例，劳动英雄发挥了标准作用：劳动英雄创造了超出一般人的劳动标准和工作标准；在群众中普及这个标准，群众的标准提高了，反过来又促进劳模的标准。骨干作用：劳动英雄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他们，工作就有了动力。桥梁作用：劳动英雄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又不是一个普通的群众，而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好公民，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群众的领袖。通过他们使党政领导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推进生产建设。(注:《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作用》，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1－241。)与此同时，党的政策与方针经过普通群众的行为表现出来，也彰显了革命的民主路径。?
　　其次，群众英雄要通过群众竞赛的方式来产生。从社会教育到民主选举，从征收救国公粮到扩军运动，从大生产运动到合作运动，各区乡之间，自卫军、少先队等群众组织之间，都订立竞赛条约，并以超额完成计划为目标。在陕甘宁边区群众竞赛的过程中，产生了识字英雄、劳动英雄、移民英雄、锄奸英雄等先进人物，以此掀起竞赛的高潮。竞赛的意义还在于打破乡村社会改造中，以免除义务为目的，追求消极平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如有作者所言，“边区一般人民，今天有两个最大的要求：一个是负担公平，再一个是断案公平。”(注:《乡选开始》，《解放日报》，1942年4月3日。)显然，“负担公平”的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的，它有悖于革命对个体的要求，革命呼唤着群众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