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运动群众的根本动力还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简单地讲，所谓“身份—角色”的个体改造机制就是在立足阶级出身的基础上，强调革命情感，依照革命情感，确立政治角色。(注:在此，需要强调的是，“身份”不同于“成份”。个体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忘我奉献，可以改变“成份”，但永远无法改变“身份”即阶级出身。参见拙文：《乡村社会改造中公民塑造的路径分析——以陕甘宁边区发展劳动英雄与改造二流子为考察对象》，《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与此同时，运动中还形成了超越自我，勇于牺牲的“革命音符”——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徐特立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一辈子总是做好事”的吴玉章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以及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和愚公移山精神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竞争的舞台上，在英雄的感召下，在革命的音符中，群众运动得到升华，从而完成革命的剧场效应。?
　　
　　当运动群众转化为群众运动之时，革命党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超越制度的转换。对革命党而言，虽然也制定法律规范，但这只是革命者应该达到的最低标准；政治生活更多的表现为超越制度的政治动员。正如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谢觉哉所言，政治动员是“依靠宣传鼓动，依靠人民的积极，不折扣的完成或超过法令上所规定的事。法令是强制的，政治动员是自愿的；法令规定是最低限度，不许不及格；政治动员则越能超过限度越好”。以扩兵征粮为例，“丁多的家必有人应征，独子可不应征，这是法令；须应征的和不须应征的，都踊跃要当兵，如潮样般涌入兵营，这就靠政治动员”。(注: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1940年4月24日）》，《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显然，群众运动是政治动员的最好的表现形式，它以群众自愿的方式实现了个体的自我奉献，实现了政党对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与垄断。?
　　
　　四、效用分析?
　　
　　对革命党而言，群众路线的最终目的是完成革命秩序的建构。显然，就建构革命秩序而言，群众路线还存在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其实质是以民主为表现形式的群众路线与以集中为内容的革命秩序间的张力。如1941年延川县工作报告所称，自边区推行民主的施政纲领以来，“不论大小干部，都是开口民主、闭口民主”，群众也逐渐了解民主的内涵，凡干部违反民主，遇事包办都要受到群众的反对，但群众对“民主的把握”也常出现偏差：?
　　1、现在民主是普遍人人都懂得，有些乡村对某一个人，大家不顺眼，对任何负担就要多些，被斗争时大家异口同声说：我们是民主。?
　　2、今年的驮盐，全数老百姓都不愿驮去，他们政府是使用民主哩，我们都不要驮去，这也是我们的民主的。
　　⑤(注:《延川县1941年工作报告及1942年工作计划》，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1－184。)?
　　这种以个体利益为导向的，“狭义的，不正确的，恶意的，攻击式的民主”
　　?⑤，凸显了民主动员提供革命效能的不足，它也背离了革命对社会资源的高度垄断。如何引导民众规避“恶意”民主，把握“正义公道的民主精神”？陕甘宁边区政府希望通过英雄人物的带头作用，激发群众间竞争、竞赛的革命激情。但当英雄意味着奉献时，群众对成为英雄就产生了惧怕、逃避心理。据44年、45年边区各地方政府工作总结：一些群众对当劳动英雄仍有顾虑，原因是劳动英雄要参加各种会议，影响生产；怕当了劳动英雄多负担。吴旗县老百姓看见劳动英雄误工很厉害，在他们中间就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英雄应该轮着当，不然误工误不起”。
　　
　　(注:《关于劳动英雄的几个问题》，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1－242。)当英雄缺乏魅力时，竞赛也就失去了动力。因此，就乡村社会改造的实际效果而言，很多改造没有达到中共预期目标，甚至流于形式。在陕甘宁边区，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的识字运动，在1945年边区政府的指示信中，只能视各地具体情况，“量力而行”。(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关于今年冬学的指示(1945年10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278页。)解放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扩兵运动，由于诸多原因，仍然“不断发生逃亡和久假不归的现象”。(注:《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开展归队运动的指示［产字第2号］(1948年6月25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2辑，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其他如订农户计划、合作运动等均存在诸多问题。(注:《关于按户计划》，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1－242；《延安县干训班讨论会上关于合作社的材料》，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6－957。)?
　　
　　群众路线没有达到中共社会动员预期目标的背后，凸显社会动员与私有产权间的矛盾，社会动员追求社会资源的高度控制与垄断，私有产权决定了个体利益的至上性。以扩兵工作为例，革命需要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但参军必然影响农业生产，虽然农村中有许多优抗组织，但战士逾假不归的原因，多为家中劳动力缺乏，“致土地荒芜，实有影响农业生产任务之完成”。(注:《边府1943年关于动员潜逃及逾假不归战士归队暂行办法的通令、命令、批答》，陕西省档案馆藏，馆藏号：2—1—912。)与此同时，当个体与国家之间缺乏生存依赖时，任何动员手段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必须指出的是，解读群众路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丝毫不能抹杀群众路线作为社会动员手段的重要意义。就社会动员可以利用的手段而言，群众路线无疑是最佳方案。在乡村社会改造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识字运动、选举运动、征粮运动、扩军运动、大生产运动、合作化运动等一系列群众运动。借助“自下而上”的运动技巧，群众路线对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完成革命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
　　理性分析群众路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预期目标是否实现，而在于实现目标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群众路线践行了群众主动参与管理国家的民主路径，为边区政府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在边区，人民主权的社会意识已深入人心，并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打扫得颇为洁净的黄土街衢上，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你若留神去观察每个人的表情，他们的眉宇之间都洋溢着一种愉快的神情”，这种活泼、愉快的气氛不仅在延安城里，整个边区都“很难看见一个苦脸相的人”。(注:楚云：《陕行纪实》，读书生活出版社1938年版，第3页。)?
　　
　　五、结语?
　　
　　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展历程，群众路线犹如“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一样，已经成为自然法的一部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凡事诉诸群众路线就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解读群众路线，既要看到群众路线在社会动员领域的神圣地位，特别是群众运动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更要看到当群众路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它就以民主的形式颠覆了理性的制度安排。如美国学者詹姆斯•R•汤森所言，革命者“把群众运动对于官僚程序和机构所造成的不稳定效应看作是健康的，至少是可以接受的”。(注: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今天，如何处理好群众路线与宪政民主的关系，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正视的问题。??